这次咱们外交部提到高市早苗时直呼其名，就算是6次“拜鬼”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没这“待遇”。
前几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嘉昆回答了关于日本核武器的问题。外界注意到，在他提到高市早苗时是直呼其名，而没提头衔“日本首相”。
这应该不是口误，因为外交部官网的记录同样如此。而且同一个回答里，还有第二个人。小泉进次郎被称作“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正式的官职“防卫大臣”也同样没出现。
如果回头看看中方对本届日本政府的称呼变化，会发现脉络是清楚的。去年10月高市刚上台时，中方还称她为“日本首相”；
一个月后，她抛出“台湾有事”论，中方则改以“日本执政当局”、“日本现职领导人”称之；
今年9月下旬，高市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后，外交部发言人用“日本现政权”称之；
而直接称呼“高市早苗”，迄今为止也就出现过两次。
8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也用过这种称呼，当时是回应其所谓“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相关事宜。
估计今后这种用于加重语气的表述，即使不是成为常态，应该也会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继续出现。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前中方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并未降级，依然是大使级，不像当年我们对立陶宛那样降到代办级。
现阶段被切开的是“个人”和“职位”。外交级别管的是两国关系，称谓管的是具体的人。级别没动，说明门还开着；而把职位从名字上摘掉，针对的就更多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这么切的意图，其实也并不难理解：谁说的错误言论，做的错误行径，应当由谁来了结，这或许是中方留给日本的机会。
但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的是，指望日本因为搞砸对华关系就让一个首相下台，不现实。日本换首相一般只会由选情或者其他国内政治原因推动，而且即使高市下台，继任者也未必就此前踩过的红线道歉。
回顾往事可以发现，中方对日本政客的要求其实比较宽容，只要不直接对中国内政加以干涉，事情其实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比如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至2006年任内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回应里，仍然称他“日本首相”或“小泉首相”。
参拜靖国神社中方肯定不满，但那本质上还是日本的内政。但在台湾问题上踩线，涉及的就是中方的内政。两件事的性质不同，对应的处理也就不同。
高市错就错在明确把“台湾有事”和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关联起来，按日本2015年修订的安保法，“存亡危机事态”的对象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这句话等于把台湾划进了“他国”的范围，中方怎么容得下？
至于外交部对日方的措辞一路降格，原因显然也不止踩线这一件。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高市真的只是个人看法而不代表日本国内基本盘态度，应该会有现政府、执政党高层等“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出来反对。
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高市涉台言论之后，公开要求她收回的，只有日共的议员山添拓和委员长志位和夫、立宪民主党的大串博志，最重磅的一个也不过是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倒是说过“必须作出修正”，但该党已经在去年退出了执政联盟。
这里面，没有哪个是日本政坛真正位高权重者。
自民党内部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不满，石破茂说她“不能过一时嘴瘾”，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支持率。但党内政客里面，没有一个要求她撤回言论道歉。
事实就是，日本当局在高市发表错误言论后，一直在以行动体现敌意，最新的一个表现就是向“敌国条款”发难。
9月22日，高市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理由是战后80年，日本不应再被限制在“前敌国”的框架内。
在日本对二战罪行反省依然不够的前提下，还提出这种非分要求，就已经能完全说明问题了。
既然日本政坛的主流态度是不悔过，继续“踩油门”，中方的回应越来越严厉，措辞越来越冷淡也是正常的。
高市至今都不表态致歉，接触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她这类右翼分子的心态其实不难猜测，就算迫于形势而服软，也只是口头上的。那么能取得的效果，最高也只能是让中日关系表面上稳定一些，而不会改变日本右翼打破战后秩序束缚，重归军国主义的终极目标。
考虑到这一层，让中日关系继续冷淡下去，其实可以让我们看看日本人在逐渐断掉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之后，不加掩饰的真面目。
倘若日本真的存在一些人认为应该制止这种下跌的趋势，他们就应该去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是高市早苗和背后根深蒂固的右翼势力。
如果没人去修正这个错误，那中方也没有义务对日本释放任何善意，以前我们已经做得够意思了。
中日关系自然冷却后形成一种不加掩饰的新常态，也未必不是好事，在那个前提下如果关系有机会恢复，基础没准比之前更加稳固。
文｜思明州 媒体人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9244677392764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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