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KUS成立五年之后，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军事绑定仍在加深。

10月7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美军人员目前已进驻西澳大利亚州斯特林海军基地，为2027年底启动的美英核潜艇轮换部署做准备。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投入约80亿澳元升级该基地。与此同时，马尔斯对美国核潜艇工业产能的提升表示乐观，认为澳大利亚仍有望按计划在2030年代初获得首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然而，随着AUKUS逐步从纸面规划走向实际部署，这项军事合作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的争议并未平息。10月4日，英国《卫报》澳大利亚版刊文指出，澳大利亚计划斥资高达3680亿澳元推进核潜艇项目，但有批评人士质疑，这些主要为远洋作战设计的核潜艇，究竟能否满足澳大利亚自身的国防需求，抑或更多服务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

与此同时，美国对澳大利亚大多数商品征收的12.5%关税仍未取消。军事上越绑越紧，经济上却并非总能得到对等回报——当美国自身的战略优先级不断变化时，澳大利亚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自己的方向？

巴里·希利（Barry Healy）是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分析人士、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也是“停止AUKUS”运动的参与者。长期以来，他从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视角观察澳大利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认为澳大利亚并非单纯被动地追随美国，而是自身也存在与美国战略体系相结合的利益结构；而AUKUS，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结构。在他看来，澳大利亚真正需要讨论的，并不是如何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是能否摆脱对美国战略体系的依附，重新思考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位置。

AUKUS究竟是在为澳大利亚提供安全保障，还是让澳大利亚更深地卷入美国的战略竞争？当美国可以一边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一边对澳大利亚商品加征关税时，这种同盟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澳大利亚的军事战略越来越与美国绑定，它是否还拥有独立决定何时、为何以及为谁而战的空间？

近期，观察者网与巴里·希利展开对话，从他50多年的政治经历和左翼运动观察谈起，讨论AUKUS的推进及其争议、澳大利亚的战略自主、美澳关系以及中美竞争下澳大利亚的处境，并进一步谈及澳大利亚年轻一代如何看待战争、气候危机与未来世界秩序。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马克思主义者未必”

观察者网：希利先生，您投身澳大利亚政治以及左翼运动已经五十多年了。回头看这么多年的发展，您认为这些年来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巴里·希利：这么多年来，起起伏伏也很多，但有几个阶段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上格外清晰，令我印象尤为深刻。

第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一代青年投身反种族主义运动，也大规模投入反越战运动，并与工会运动汇合，我也在其中。当时澳大利亚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工会斗争风起云涌。这场运动把自1949年以来长期执政的保守派政府赶下台，使惠特拉姆工党政府上台，那是一个相当进步的改良主义政府。

不过，这场胜利也带来负面影响：许多进步人士，包括我自己，在惠特拉姆上台后，都错误地放松了警惕，以为“惠特拉姆会把一切都处理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了。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1916-2014）是澳大利亚第21任总理（1972-1975）。他领导工党结束了保守派23年执政，推行全民医保、免费大学教育、废除征兵制等深远改革。他于1972年主导中澳建交，被誉为“澳中建交之父”。1975年因宪政危机被总督撤职，成为澳唯一遭此命运的领导人。维基百科

另一个重大变化，发生在1983年霍克工党政府当选之后。这是一个工党政府，却主导了一场大规模财富转移，把财富从工人阶级手中转移到资方手中。并且，它还把美国式的商业工会主义制度化了。

在霍克政府上台之前，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多数都组织在工会中。那时有许多规模很小的工会，这意味着普通会员和工会官员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但霍克政府推行这一套之后，如今只有少数工人仍组织在工会中。工会数量变得很少，保留下来的工会却规模庞大。这样一来，工会官员可以领取极高的薪水，与普通会员之间形成巨大鸿沟。这对澳大利亚的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也无疑削弱了左翼运动的力量。

过去我们开展运动，可以争取工会支持；如今却很难接触到工会领导层。这也使一部分左翼陷入脱离现实，陷入高谈阔论以及教条主义当中，导致左翼大量分裂、内斗和自我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澳大利亚政治中出现了极右翼政党“单一民族党”的崛起。小资产阶级无疑受到它吸引，一部分工人同样如此，因为许多工人对工会运动缺乏领导深感失望，也再也听不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声音。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澳大利亚工人阶级中仍存在一种我称之为民主人道主义的精神。例如，多数澳大利亚人同情巴勒斯坦人，多数人反对澳大利亚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但没有任何体制性的领导力量站出来把这种情绪动员起来，无论是工会还是其他力量，都没有做到。因此，这场运动虽然拥有广泛支持，却仍只是被动的支持。

观察者网：作为一名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当年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这么多年过去，您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对于当今澳大利亚社会与政治进行分析，依然奏效吗？

巴里·希利：我是在反越战运动期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时我还是高中生。我一开始反对越战，就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人，于是我去了解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他们还真说对了，我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人，而且此后一直如此。

我要非常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让人理解真实世界、理解物质现实的分析框架。它是唯一能准确解释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危机为何反复出现的框架。

它还指出，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我从未遇到另一个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完整、准确的理论体系。而且，马克思主义绝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不过，马克思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是另一回事。

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失败了，我认为原因在于他们机械地把过去的斗争经验当作固定模板，套用到今天的斗争上。我称之为教条主义。我相信，教条主义会驱逐一切智慧，这很可悲。

因此我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解社会运动中客观因素的框架；而列宁主义才让我们理解并把握如何组织主观因素，也就是人类采取行动改变世界。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我毕生致力于在澳大利亚建设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但我认为，不断重新评估列宁主义非常重要，因为苏联的崩溃凸显出，我们必须从列宁主义中吸取一些教训。不过我要说，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党没有任何一位核心领导人展现出足够的个人成熟度来领导党或领导国家。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都是如此，他们陷入完全不负责任的人际派系斗争。最终主导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导致苏联崩溃，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倒退。

因此，对我这个列宁主义者来说，问题就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型，但如果列宁主义政党在列宁去世后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不认为应当绝望，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不断思考。我必须承认，从书里摘一段引文，再套到当前局势上，要容易得多。因为思考是痛苦的，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这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性和局限性的看法。我认为，任何理论在实践中都会存在许多缺点，在澳大利亚当然也是如此。

澳大利亚为什么难以实现“战略自主”？AUKUS到底在保护谁？

观察者网：2026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公开表示“印太不是超级大国移动棋子的棋盘”，宣称印太国家应“书写自己的剧本”。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继续通过AUKUS机制深化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并持续推进核潜艇基地建设。澳大利亚传统上与美国紧密结盟，同时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致力于多边主义的中等强国。您认为，为什么澳大利亚如此难以形成更强的战略自主传统？

巴里·希利：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在定性上不能含糊。你说澳大利亚是“中等强国”，但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中等帝国主义强国。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澳大利亚有自己的统治资本，也就是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在亚太地区有自身的帝国主义利益。与此同时，这个阶级又完全认同全球北方的利益，也就是美国、英国、欧洲、日本、以色列等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澳大利亚统治阶级把自己归入这个阵营。

这种自我认同并不是偶然的，它根源于澳大利亚是一个殖民定居者国家。正因如此，澳大利亚国家至今仍在有效殖民原住民。对原住民来说，殖民定居者政权从未结束。对澳大利亚其他部分来说，社会确实相当现代，但对原住民并非如此。原住民自杀率之高令人震惊。像澳大利亚这样富裕的国家，竟能如此恶劣地对待自己的一部分人口，这本身就说明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种殖民定居者心态。

这种心态并非澳大利亚独有。在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以及当代以色列，都能看到类似逻辑：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惧，害怕被地区邻国吞没。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殖民定居者国家是暴力强加于原住民之上的，所以它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别人也会来，把自己暴力殖民掉。我小时候，这种恐惧集中在共产主义国家身上；后来变成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再后来是越南人要吞没我们；现在又回到中国。恐惧始终存在，只是具体焦点不时变化。

于是，这就不是一般情绪，而是一种系统性恐惧。它产生双重效果：对内，它把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拉入与统治阶级共同的民族计划，成为澳大利亚民族历史的一个特征。对外，这种偏执恐惧又把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推向与美英等其他白人保护国结盟。说到底，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与白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相处更自在。这也是我们国民生活的一个特征。

除这种殖民定居者心态外，还有历史因素影响战略自主。部分要追溯到1975年：惠特拉姆工党政府被一场看起来由中情局支持的行动推翻。它被推翻的原因之一，是1974年惠特拉姆宣布不再续租美国在澳大利亚中部建造的松树谷间谍基地。他这样做，是因为有正式协议和合同规定该基地由澳美共同管理，但美国在那里行事却不告知澳大利亚。

于是，工党从惠特拉姆政府被推翻中学到的教训是：永远不要偏离支持美国。今天，澳大利亚工党与自由党、国家党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谄媚走狗。缺乏战略自主的原因有很多，但上述因素构成了深层背景。

观察者网：AUKUS启动至今已满五年，目前澳大利亚国内对于AUKUS都有哪些看法？

巴里·希利：我没有掌握针对“AUKUS”民调的具体数据。但我倾向于认为，多数人可能支持它，因为政府极其有效地压制了全国范围反对性的讨论。不过，一旦人们了解其内容，往往会感到震惊，并非常强烈地反对。

过去五年里，支持“AUKUS”的论点发生了变化。起初，官方说法是澳大利亚需要这些核潜艇来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最近，政府又改口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承受压力，所以更需要核潜艇来维护和捍卫它。

然而，作为西澳“停止AUKUS”组织的一员，我曾参加与州政府部长的一次会面。就在西澳大利亚，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已经不存在什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现在一切只是强权政治。这样一来，为核潜艇辩护的核心理由便不攻自破。

接着，支持者提出第二个论点：必须威慑中国。但问题在于，威慑中国做什么？这一点从未被解释清楚。他们又说要保护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线。可这些航线是什么？它们从中国通向澳大利亚，所有贸易都通过这些航线、以船运进行。照此逻辑，难道我们要威慑中国击沉自己的货船？这显然荒唐。

更关键的是，澳大利亚政府从不谈美国在全球不稳定中扮演的角色。真正需要被威慑的，恰恰是美国，让它停止正在做的事。

支持“AUKUS”的另一个论点是，澳大利亚需要核潜艇战略。根据“AUKUS”协议，2032年到2038年间，澳大利亚将获得三艘二手美国潜艇。这些潜艇很可能永远不会到货。退一步说，即便按协议，我们本该拿到三艘，但可以预料，这三艘中也可能有两艘，更可能只有一艘，能在任何时间下水，因为这类潜艇维护要求极高。核潜艇一次进干船坞维护就要好几年。

所以，澳大利亚最终也许只有一两艘常规武装的核动力潜艇。

每艘潜艇有12枚可垂直发射的常规导弹，还有鱼雷管用于水平发射武器。如果两艘潜艇在中国附近游弋，我们就有24枚常规武装导弹——而这居然被说成是为了威慑中国……24枚常规导弹对中国能有什么影响？那不过像被蚊子咬一口。这不是战略，而是愚蠢。

而且，这些核潜艇到处跑，必然引发地区不稳定。我们所有的地区邻国都将不得不加强军事准备，因为澳大利亚会到处游弋、威胁所有人。

所以，我认为另一种愿景是：澳大利亚应当成为所有人的朋友，而不是任何人的敌人。我们应当努力消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给全球南方造成的伤害。澳大利亚其实可以充当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桥梁。如果我们是一个中等强国，我们本可以这样做。那为什么不做呢？

观察者网：您本人是“停止AUKUS”运动的成员。在您看来，这场运动目前最大的成效和最大的困难分别是什么？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冒险进一步升级，您认为这种局面是否可能改变，澳大利亚国内又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反应？

巴里·希利：“AUKUS”项目在澳大利亚公共生活中一直悄无声息地推进。因为工党和反对党保守派都完全支持它，他们故意封杀了任何公开讨论。

然而，有些事情正在发生。珀斯南边有一个澳大利亚海军基地，被指定为美国核潜艇基地。每当我们的“停止AUKUS”运动在那里采取行动时，都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支持我们，为我们欢呼，却不加入我们。这是澳大利亚工会运动失败的结果：人们不再习惯被动员起来，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

这是当前澳大利亚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但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西澳大利亚州政府正在珀斯南边花费数百万美元，为即将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人家庭建房子。与此同时，我走过那个基地周围的街道，看到数百人睡在灌木丛里，无家可归。政府现在对他们的反应，就是赶走他们，强迫他们搬走。你可以清晰看到，我们的税钱正流去喂养美国战争机器，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人需要帮助。

所以我认为，当澳大利亚公众感受到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军事冒险所带来的经济重压，而这场冒险很可能在全世界造成巨大痛苦时，国内会出现政治反应。当然，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美帝国主义试图延缓其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性危机。这场危机由利润率下降引发，并推动美国试图拆解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制造业基础。

我还相信，美国寻求摧毁作为统一国家的俄罗斯，从而主导欧亚大陆，也就是所谓的“世界岛”，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围中国。因此我相信，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当前的战略路线。澳大利亚卷入其中非常愚蠢。

“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观察者网：在您最近的文章中，提到了阿尔巴尼斯和特朗普最近的那张自拍照。正如您之前提到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已经消失，而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外交”又充满着不确定性。您认为澳大利亚处理与美国关系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巴里·希利：那张照片传达的意思很明确：阿尔巴尼斯希望竭力展示对美国的臣服，原因在于害怕1975年惠特拉姆政府被推翻的一幕重演。

至于有人把美国外交政策概括为“交易型”，我不认同。这不是交易，而是霸凌，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霸凌。交易意味着双方地位平等，但特朗普和美国并非如此。他们明确宣称自己至高无上，无人能与之平等。特朗普在联合国威胁要消灭伊朗这个国家，声称会考虑把伊朗所有公民送进地狱。换言之，他威胁要消灭9000万人。这就是霸凌。

因此，澳大利亚人民——不是澳大利亚统治阶级，而是澳大利亚人民——面临的核心战略困境是：必须找到办法彻底摆脱与美国的关系。

我是左翼团体“红色火花”的成员。我们有一个口号，我强烈支持，叫“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旦说出这句话，地缘政治的清晰图景便开始显现。我为什么要恨中国？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就这么简单。而美国根本不是我们的朋友。美国不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朋友。

因此，澳大利亚外交应当转向，远离战争叫嚣。我个人的愿望，是看到1971年联合国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得到复兴。我希望它复兴，希望澳大利亚带头。在我居住的珀斯，曾经有过相当强大的民众运动支持那项宣言，也举行过印度洋和平区会议。我希望看到它复兴。

观察者网：展望未来五到十年，哪些趋势最可能深刻重塑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并重新定义其与美国、中国的关系？是AUKUS交付前景不明、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下降，还是对华经济依赖与战略竞争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您看来，澳大利亚年轻人应当就本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提出哪些具体问题？

巴里·希利：不必看得那么远，因为未来十二个月内，我们就有滑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对全人类的警钟。我们必须建立一场大众和平运动，而且它必须是国际主义的，必须所有人共同参与。

在我看来，全球北方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包括澳大利亚，已经放弃应对气候变化。他们或许会讲几句好话，但实际行动寥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全球矛盾正在加剧。

例如，我前几天读到，全球资本主义企业股票的总价值，也就是金融市场对这些资产的估值，达到348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近五倍。股市、债券交易、期货市场等所有投机活动，与真实世界之间完全脱节。

我认为，这正在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的衰竭。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正在引发社会再生产危机，美国更是加倍如此。那里的人生病了没有医疗系统可去，只能死去。一个社会如果这样，就无法自我再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也是澳大利亚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

你问新一代年轻人怎么看这一切。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提给了西澳一个进步组织，该组织在珀斯很活跃。我对他们说：“我要和中国媒体观察者网做一个对话，我想告诉他们，澳大利亚的年轻人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

其中一个年轻人给我发来了一份相当长的材料，不过我只读第一段。

里面写道：

“目前很多政治话语往往会提到，年轻人因为不确定的未来而多么焦虑。

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有能力造成全球核浩劫，却正把自己拖入一场对伊朗的、完全可以避免的泥潭。尽管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都是‘小事’。

与此同时，尼泊尔因冰川崩塌引发洪水，已确认超过一千人死亡，这表明气候危机已经产生了很可能无法逆转的影响。

这些还只是战争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性威胁的冰山一角，而它们最终指向的，是我们的毁灭。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不确定的？”

这就是珀斯、西澳大利亚进步青年的想法和说法。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97054184289354294/

声明：该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