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库市场开始趋于饱和，美国智库间需要竞争政策影响力。智库通过公开和私密两种途径扩大影响力，其中公开途径包括筹办会议、开设俱乐部、接受采访、发表文章和演说、在国会听证会作证等。私密途径则包括“输入”和“输出”，“输入”即引进诸如彭斯、蓬佩奥的前政府雇员，“输出”即主动加入参选人、政客与议员的顾问团队，以及承包官方课题。

例如布鲁金斯智库专门设有一类“实践性学者”，其中既包括加入政府以应用其学术理论的学者，也包括具有公共事务经验，愿意参与学术理论讨论的前官员。蓬佩奥有个人政治野心，将来可能竞选参议员甚至总统，彭斯则是特朗普时期美国保守派的实际领袖，这两人下野后自然成为智库招揽的对象。

智库影响力神秘但可观

由于涉及非公开活动和私人关系，智库的影响力很难客观量化，但通常可通过如下方法对智库进行评估。第一是国际上公信力较强的智库排名。前述的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均属于公认影响力巨大的美国主流智库。

第二是智库发表的报告。美国智库经常发布公开报告，以扩大其公众影响力，例如近期美国主流智库大多发布了对华外交报告。智库报告为了打动听众往往建立一套宏大叙事，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并主张系统性的应对方案。

例如近期《更长的电报》一文，首先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二元对抗的模型，然后主张美国所有外交政策必须以此为依据，并批判特朗普朝三暮四、漫无章法的推特外交。这种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需要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才能出台，因此我们很难评估它们的具体政策影响，只能进行历史追溯。

例如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有报道认为该政策的雏形为1997年的“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该计划于1998年1月致信克林顿总统，要求采取激进政策解除萨达姆政府的武装，以维护美国对海外地区的控制力。这封信得到了十位政界要员的签名支持，从当年的军事强硬派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到近期仍然活跃的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翰·博尔顿。

再往前追溯，1992年切尼的幕僚长利比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沃尔福维茨在《纽约时报》发文，主张美国应追求对欧亚大陆的完全统治，对任何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持有者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故事的证据存疑，甚至带有阴谋论色彩，可能夸大美国政府和说客的战略布局能力。

第三是亲历者陈述。以传统基金会为例，该组织的安全政策专家贝克·斯平曾撰文阐述该基金会推广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根据斯平的记载，1995年基金会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赫尔姆斯进行密谈，说服后者于1997年阻挠克林顿政府继续参加《1972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基金会设立专门的“导弹防御委员会”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推销其宙斯盾舰升级计划。从类似文章可以看出，智库在其专业领域往往拥有丰富政治资源，能够影响美国内外政策。但该类文章难免受到保密限制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而且可能带有自夸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