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近期流传广泛的报告，我们目前很难知道该政策建议是否被美国政府采纳。例如于2020年6月3日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拜登可以结束偷窃政治》一文及其后续研究报告，该文以反腐为主题，提出美国应进行长臂反腐管辖；后续报告则尤其提出美国应调查中国海外投资中的“腐败”行为，为此必须通过配套立法并建立专职监督机构。
当前，拜登政府提名的国际开发署长官鲍尔公开叫嚣“如果有哪国领导人赞扬‘中国模式’，我们就对他进行腐败调查”，拜登政府也将反腐列为其意识形态外交的三大主题之一（其他主题为反专制和选举安全、人权问题），这似乎说明反腐研究报告得到了一定采纳。但在具体法案通过、机构组建之前，外界很难确定《偷窃政治》一文究竟引发怎样的政策影响。
客观对待激进智库言论
应该看到，智库报告与政治人物讲话、社交平台活动等信息一同构成了美国的政治环境，如果政治环境在某个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决策者和民众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信息输出者的影响。例如美国社会当前反华情绪不断攀升，国会两党将反华当做“政治正确”；而美国智库早在奥巴马访华之后就开始输出“中美对抗”论，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对华态度的转变。
当代美国精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根深蒂固，一方面意识形态能够为美国霸权提供合法性，一方面它也是国内矛盾的调和剂；从2009年以来，多个美国智库高度重视所谓“中国威胁”，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积极破坏者。
在2020大选尘埃落定后，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很快发布题为《中国对民主：最伟大的游戏》的报告，为拜登的“民主峰会”倡议呐喊助威。由于美国智库对拜登新政府“拨乱反正”寄予厚望，许多智库都在近期的外交报告中采取类似调门；这些报告很可能影响拜登施政，对中美关系缓和起阻碍作用。
但在具体政策实施上，智库报告很难全盘付诸实践，我国不用对诸如《更长的电报》、《中国对民主》这类报告太过敏感。
冷战活化石：更长的电报
第一，当代美国智库实质上仍是利益集团的政治说客，这种现象往往导致智库的政策主张具有明显倾向性，不同智库之间也会产生竞争。
民间监督组织Transparify对美国35家主流智库进行调查，发现其中25家在资金来源上不透明。《纽约时报》2016年刊文声称，尽管主流智库标榜其学术独立性，它们仍然成为背后金主的游说工具。虽然对抗中国成为政治正确，但美国智库利益立场不同，在策略建议方面自然存在争议；例如在TPP问题就存在不同政策主张，而其背后是美国跨国资本、金融精英联盟与本土资本、本土劳工联盟的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