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智库为扩大其影响力往往会尽可能全面地罗列政策建议，类似我国古代谋士的上中下三策。一些建议可能引起广泛关注，但并不具备可行性，也难以真正成为政策或法案。缺乏政治人脉的特朗普或许会聘请博尔顿等激进人士参与施政，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拜登拥有大量专业阁僚和顾问，能够过滤一些明显会招致外交事故的决策。美国媒体炒作智库报告，一方面是彰显其“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向总统和国会施压，但美国政府完全可以有选择性地接受建议。

第三，智库报告本质上是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除了彼此竞争，还要与专业游说公司、民间组织、外国和官员自身竞争。2019-2020年的第116届国会期间，美国众议院提出了数百份涉华提案，但只有15项获得表决通过，立法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传统基金会等大型智库往往直接联系议员个人，彭斯和蓬佩奥将来可能成为智库联系两院共和党的“特使”；但在席位过百的国会，说服多数议员通过立法也绝非易事。

总而言之，彭斯等人加入的智库是强硬外交政策的积极推手，传统基金会等组织在将来可能推出更多旗帜鲜明的报告。与彭斯等人类似，大量曾经活跃在美国政坛的强硬派也在通过智库发挥影响力，美国智库动向值得我国重视。

但总体而言，智库仅仅代表美国部分群体的利益，智库观点未必转化为拜登政府的官方态度。未来美国仍将出现诸如《更长的电报》的报告，以及来自前政客的大嘴言论；我们可将这些动向视作美国近期重要舆情，但应理性看待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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