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张维为与福山（右）辩论。
对于一个非西方国家，特别像中国、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我想成功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总体上做得比较好，所以国家就迅速崛起了。
这三个关系是什么呢？第一点，现代化与本国文明传统的关系。我介绍了中国自己的经历，在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上，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后，当时中国被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军事力量所震撼，导致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文明失去了自信，甚至产生了“中国需要全盘西化”的这种呼声。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文明传统，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极为宝贵的资源，我们可以自信地坚持中国文明本位，同时汲取他人之长、与时俱进，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第二点，现代化与本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中国最终陷入了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的局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最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现代化成功之路。
第三点就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西方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他们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冲动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中国人对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或者失败告终，甚至是绝望告终。
1988年5月的时候，一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来北京，他见到邓小平，希望邓小平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当时邓小平这样说，他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邓小平还补充了一句：“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应该这样”，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小平回答说四个字“趋利避害”。
中国在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西方借鉴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推动了自己的进步，但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时候，是以我为主，绝不盲从，借鉴是有选择的借鉴，绝不照搬。对西方经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我们要加以克服和超越。
实际上，把我论述中国模式作品最早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是阿联酋的战略研究中心叫ECSSR，这是阿拉伯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智库之一。他们早在1996年就把我当时用英文发表的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小册子，翻译成阿拉伯文，可见阿拉伯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由来已久。
我自己走过不少阿拉伯国家，包括多数的海湾国家，历史上，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这些年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用阿联酋的政治学者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的话来讲是这样的，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越来越少，对中国的信任开始增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军事和战略上，而美国对此已经无能为力，背后是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中国已经成为海湾地区石油的最大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