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摸索出来的道路，实际上是结合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规避两种制度的劣势，当然有些领域体现得比较好，比如新能源汽车，就发展得比较快，有些领域体现没那么好，甚至可能结合了两种制度的劣势。
观察者网：有这样的领域吗？
卢晓：
有啊，比如说中国男足。资本的力量要适应行业的发展需要，过多过少都不行，这个话题有点远了，我们有机会再聊。
观察者网：好的，我想再次以亚马逊举例，实际上在疫情中，亚马逊对自身员工的保护跟中国的做法是差不多的，包括发放口罩、测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优化交接班、对工作场所消毒等等，但是，当时美国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发生了问题，整个物流系统也发生了问题，这不是亚马逊一家企业能够左右的，所以我觉得，亚马逊当年的崛起受益于美国整个信息基础设施和社会治理，今天它的发展，同样受到美国整个社会治理能力的限制。
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截图
卢晓：
中国的体量是巨大的优势，2010年上海虹桥火车站竣工，我曾经带一位比利时朋友去坐高铁，他看到大厅非常震撼，因为我也去过比利时的中央火车站，差不多相当于上海的人民广场站。他质疑修这么大的大厅是否浪费，但我告诉他，中国春运时，这个大厅很可能挤满了人。
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峰值流量，需要考虑各种极限状态下还要保持一定前瞻性和冗余。因为中国的体量大，所以中国各个领域的极限状态出现的概率比全球其他地方更高，因此，解决这些困难得到的能力提升也更多。
放到5G、AI等新基建设施也是一样，服务器、数据中心、电力系统的复杂程度和承受能力在全球来说都是唯一的。所以中国在各领域高质量发展，能够提供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将会为全球消费者创造价值，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观察者网：其实美国当年也是这样。
当我们有能力面对极限状况的时候，这个能力其实是系统性的，可以复用到很多其他领域，比如说冬奥会也是一个例子，冰雪运动之前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贵族运动”，装备、场地、训练都很贵，但中国的承诺是“3亿人上冰雪”。
卢晓：
中国把冬奥会视为夏季奥运会的升级版，这次冬奥会开幕式成为全球羽绒服的一个秀场，一般来说冬季运动的装备成本比较高，比如滑雪一身装备，还要住到度假村，至少是中等以上收入的阶层才能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