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叙事认为，中国在非洲的5G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最终导致非洲国家当局加强对所谓反对派的镇压，收紧对选举的控制。但这实际完全是为了其“价值观外交”而服务的。
华为等中国企业近些年在非洲市场的发展势头比较猛，与非洲政府的数字通信合作涉及到智慧城市、智慧政府等等安全领域。因此西方认为，中方在协助建设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在获得对于他国安全领域的掌控。
例如，法国《世界报》（Le Monde）就曾“指控”称，自2012年起，中国一直在借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对非盟进行窃听。
但其实西方国家试图以“公平透明、避免政治滥用”的通信技术为幌子，把中企从非洲市场中排挤出去，让非洲摆脱所谓的“中国数字威权主义”，完全是在以己度人——因为他们以往在相关领域提供服务或获得一些控制的时候，是能够掌握这些隐私信息的。
观察者网：PGII公布了“样板项目”，重点投资区域为什么都在非洲？
马汉智：非洲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比较大，大约有1000多亿美元。自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去年1月启动以后，非洲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非常大，尤其是在交通设施和电力项目方面，这就代表美国“有利可图”。而非盟和非洲国家近些年来也将基础设施作为重点投资领域，事实上也带动了国际投资。
此外，是基于美国对非洲的一种基本判断，非洲青年人口特别多，因此美国对非洲的未来发展潜力还是比较看好的。
不过，这些样板项目一般都在美国认定的所谓可以点燃“星星之火”的“民主亮点国家”（bright spot），比如肯尼亚、塞内加尔、南非，像一些西非国家、非洲中部国家，美国肯定就不感兴趣。
所以，尽管美国基建计划为部分国家做了一些实事，但其地区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对于非洲国家的普惠性也非常有限，很可能加剧各国之间的发展差距。
观察者网：PGII的项目比较依赖私人投资，如何能保证资金稳定性？
马汉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直是一个问题。美国一直有一个理论，就是1美元的公共资本可以撬动9美元的私人资本，PGII实际主要是依托美国各种金融机构去撬动私人资本来投资。
现实中，尽管美国驻非洲国家的使馆有专门的交易团队，帮助企业和当地对接、做生意，但美国私人资本对投资非洲的兴趣始终不大。
这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当地法律制度并不健全，非洲国家的政权有时也不那么稳定。一旦举行选举、政权更迭，很多政策就会变动。另一方面，在美国整体的政治战略盘中，非洲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导致美国对非政策常常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