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没有停止，也不会阻止美国公司通过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来应对竞争——如果不是中国，那就是墨西哥、越南，或者其他拥有可靠、廉价、勤劳劳动力的地方。企业对外包的吸引力并不是中国阴谋窃取美国工作岗位的结果。这是我们选择构建公司财务、劳资关系、税收政策、健康保险体系以及环境和其他国内政策和做法的方式的结果。中国极具竞争力的经济可能使其成为外包的首选目的地，但其他国家现在也加入了这场游戏。如果我们目前没有兴趣进行国内政策改革，就不会有美国的再工业化或我们饱受打击的中产阶级的复兴。
美国人的决定性特征是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坚持，以及希望增强这些自由并将其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愿望。但长达四个十年的冷战、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为政权更迭而进行的“永远的战争”，以及我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偏执妖魔化，催生了一种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监视和战争状态，它已经严重侵蚀了我们共和国的传统和公民自由。当然，即使是偏执狂也有敌人。但我们在国内为我们的外国精神病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最近我们对中国的民族反感。
战略的目的是将目标与资源联系起来，并为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愿景铺平道路。我们的对华政策既缺乏远见，也缺乏对节俭效率的关注。这不是一种战略，而是一种旨在通过强制而非鼓舞人心的手段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姿态。它不包括国内改革的愿景或以身作则恢复领导地位的努力。不起作用。正如我们目前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表明的那样，这将不必要地加速我们的衰落。
最后，我要感谢一位瑞士外交官，他最近提请我注意乔治·凯南的一些非常相关的言论。凯南关于苏联和莫斯科的说法适用于我们目前对中国的态度。我回忆凯南所说的话时用“中国”代替“苏联”或“俄罗斯”和“北京”代替“莫斯科”。
“我相信（中国）的观点......今天在我们许多政府和新闻机构中盛行的观点是如此极端，如此主观，与任何对外部现实的清醒审查所揭示的结果相去甚远，它不仅无效而且作为政治行动的指南是危险的。”
凯南继续说道：“这一系列无休止的扭曲和过度简化；对另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系统性非人化；这种对（北京）军事能力的例行夸大和（中国）意图的所谓不公平；这种对另一个伟大民族的本性和态度的单调歪曲，……这种在判断（中国人）和（我们自己）的行为时轻率地应用双重标准，这种最终无法认识到他们的许多问题和我们的问题的共性 ，随着我们无情地进入现代技术时代。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原始主义的迹象，以及在一个伟大的政府中不可原谅的愤世嫉俗和怀疑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