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曾经优渥的社会福利不复存在（作者供图）
这些经验还表明，对形势进行精准分析是多么重要——只有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极右错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奉行资本主义。但“极左”则错在具有极强的偏激性和潜在致命的破坏性。在中国，近期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幸运的是，中共纠正了这些错误。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共在地缘政治上转向“右翼”，包括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的攻击，但在经济上，苏联从未纠正其经济结构中的“极左”错误，导致苏联经济失败并最终崩溃。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人们可能清楚地发现，“极左”可能犯与“右派”一样严重的错误。只有对形势进行精准的分析才能成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且看看这些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天，我看到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站在街上好几个小时，试图卖一个馅饼或一支香烟；看门的保安和妻子与三个孩子挤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因为他们不得不逃离亚阿战争；还有些人因试图保卫俄罗斯人民和自己的国家而被叶利钦的坦克杀害，他们均是苏联解体的受害者。我看到了影响数亿人生活的诸多个例。
我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本节谈谈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虽然我早已关注中国，且曾撰文预测中国模式将取得成功，但当我在俄罗斯亲历苏联解体时，并未与中国有过任何接触——2002年之前，我甚至从未有机会认识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我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事实的角度，来了解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2000年，普京当选成为俄罗斯总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这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之内，这里就不就此展开分析。与此同时，当选为伦敦市长的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邀请我从莫斯科回来负责伦敦的经济政策。因此，我开始与中国进行实际接触。伦敦市长与中国高层官员举行会议时，我也在旁参与。
为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决定在中国设立伦敦驻中国办事处。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这个我慕名已久的国家！2008年，在肯利文斯通不再担任伦敦市长后，我受邀来中国讲学。2013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在那里，我可以借助与中国同事交流的机会，增加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它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几十年前就令我一直关注着中国。但是，与我在俄罗斯看到的情况相比，目睹中国人民生活品质迅速提升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和苏联解体后，我看到一切都在倒退，那么在中国，我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生活品质在大幅提高。我以知识分子的眼光见证了这一过程，但无论如何，亲身体会是另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