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严管，是相对于一个高度发达的慈善业而言的，旨在推动行业有序与成熟，不同于“严堵”或“严防死守”。国外的专业化运作，奉行“宽进严管”原则。由于慈善机构数量与慈善范围的不断扩张，才需要一个特设机构去履行依法保障民间公益性事业健康发展的职责。中国现行机制并不如此，包括慈善界内一些资深人士自身也抱有一放就乱、须收紧门槛严控数量的思维，忽略了流水不腐的管理定律。
“登记是要的，但别去阻止人家来做慈善，不要限制注册资金，不要限制主管部门，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基本原则，是放开，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让他充分竞争，市场才会自我淘汰，才不会出现问题。”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说，“监管部门依法执法就可以了，但这考验监管能力，因为没办法管，只好高门槛，限制进入，这是不好的。”
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民间组织的数量当下为44.6万。在业内眼中，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规模。以公益基金会为例，美国仅此一项就有9万家之多，中国则还不到2500家，注册额度规定过高以及要求挂靠主管单位的限制，阻止了社会力量的进入步伐。刘佑平一再呼吁应对公益领域松绑，转而正视市场的力量。
“为什么大家不相信市场自身的修复功能？为什么做企业不怕多，做慈善就怕多呢？当年讨论民营经济的时候，做企业也必须找一个主管单位，就跟现在NGO是一样
的。当年取消民企的业务主管单位，今天赢得一个世界奇迹。如果取消NGO的主管单位，一定是一样的，就会取得一个中国的社会奇迹。”
监管部门并非无视宽严相济、互为促进的规律。“宽进严管”模式在他们看来也是好的，是将来要跟进的目标。他们也有意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慈善委员会总揽全局，但此事尚无确切时间表。
“将来也要这样，和英国一样。我们现在肯定忙不过来，很多人说政府这个不作为那个不作为，实际上忙得焦头烂额。没有人我怎么作为啊？”
先天不足后天补
车到山前，各寻路径。大背景一时难以理顺，公益机构能否主动进行自身机制变革，以谋得更大立足空间，这是图存要策，人人都懂却又不是人人都能。
“做慈善的人自己要做好，人家捐款者一分钱也是辛苦钱，一亿也是血汗钱，这个钱是高压线，要把这个钱使用好，一分都不能漏掉。”龚子猛说。
龚子猛是福建晋江市慈善总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所在的这个慈善会是中国少数推行机制变革的公益机构之一。成立近10年，他们的副会长从之初的11个扩增至眼下的150多个，这些位子完全是向社会开放的。
“别的地方大部分是退下来的官员，我们这边副会长以上全部是捐款者。捐50万是副会长，100万是荣誉会长，300万以上是永远的荣誉会长。我们的会长就是民营企业家，在他父亲80大寿时捐了8个9给我们。我们第一年成立时只有7000多万捐款，2003年就超过了1亿，到现在已经是12亿了。至于善款如何使用，都是由会长办公会、理事大会研究讨论，就是捐款者的主意了。”
顺应总会架构变革，他们在全市13个镇6个街道办事处分别设立了19个慈善联络组，负责对救助申请者及具体款项分配加以把关，这些联络组皆由民营企业家组成。这个小小县级市的慈善总会，有赖于民间力量的直接介入和参与，迄今已投入5亿多元扶贫济困，捐助档案明细据称及于每一人头。
政府适度退出使这种民间化的路子行得通。晋江慈善总会现有的5位专职人员全部没有纳入政府编制。唯有龚子猛一人，是市民政局的副局长，慈善会成立后被派过来兼理日常事务。地方政府在其中主要扮演一个监督和扶持的角色，在这个机构成立时率先捐给1000万元，此后每一年度，地方财政至少要拨付30万，用以维持其行政经费开支。
“为了提高公信度，这一部分钱和善款是分离的。好多慈善总会都这样，善款利息的百分之几，抽过来当行政经费。你抽它一分钱，这个公信度就少了。我们善款的本金、利息都是全部回馈社会，不能抽管理费的。”龚子猛说，“慈善工作我已经做了差不多10年了，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人家出钱，我们出力，把人家的钱管好。手脚一定要乾净，不要想到歪处去了，就是不能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