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国际所工作的这些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好的时光，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国家意识得到提升和强化，从过去的问题意识升华为国家意识，从国家意识中又抽象出战略意识。尤其是后者深深地渗入到我的学术“骨髓”之中。因此，我非常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非常感谢在这里曾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们。
经济导刊：作为学者，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国内外对你的学术评价很多，你认为客观性如何？
张文木：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这一代人也在从事着改变中国的伟大事业。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以前读书使我找到了学问生长的根底，这个根底就是中国，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这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的选择。中国人受了百年压迫，正直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崛起而奋斗。人明白了生死，其他许多事情就简单了。我信仰和平与善，和平是不要欺负人，善是反对压迫。既然上苍给我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就应做对国家民族有价值的事。我的躯体就像一条船，能把理想渡到彼岸，这条“船”就可以复归自然。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惟事业永存。国内外对我的评价有很多，我认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副教授Lyle J. Goldstein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的评价比较客观。Goldstein认为：“张文木，是中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a major fixtur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bate）。他不像许多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同事，他并不是经常和西方的那些同行们进行研讨和切磋，而且与那些每月飞行数万里到华盛顿与不同的智库交流的官方发言人的浮夸研究保持明显的距离。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导致他缺失了许多其他著名中国战略家所拥有的清华、北大和复旦的学术背景。不过这点也正好帮他树立了‘真正的中国战略家’的名声，因为他拒绝被西方的机构和教条所迷乱和吸引。”
经济导刊：Goldstein先生正是从中国学派和中国学风的角度来认识你的。事实正是如此，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化，使中国战略研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形成有中国学风的国际战略理论，看来，这些一直是你致力的学术目标。你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还曾说：“学术活动，如果过多，就会变成活动的学术。”什么是活动的学术，你指的是学风方面的现象吗？
张文木：活动的学术，在我看来是一种无原则无方向的“学术”，是对学术的亵渎。除2000年公派到印度访学外，我基本没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也没有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的兴趣。当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将领出国的太多。延安时毛泽东没出国，在窑洞里、煤油灯下照样写出《论持久战》。这本著作迄今仍是战略学研究的经典范本，而这样的著作，靠出国、靠课题费等是写不出来的。意大利的杂志《Limes》( 《意大利地缘政治》) 的记者对我的《中国地缘政治论》给予很高评价，该杂志是意大利涉及外国政治的最重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