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体制对封城、全面关停经济等强力措施感到陌生，更希望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及医护人员用于抢救重症病人，避免恐慌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此外，极端措施需议会按程序批准才能执行，西方社会资本驱动社会发展的模式也不能允许这样的举动出现。
“金砖国家”概念首创者、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吉姆·奥尼尔认为，以经济停摆来换取国民健康的方式，对西方国家而言是全新的。马大青也认为，西方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强调自由和人性，让经济第一时间停摆是不可能的，英国政府在关闭航空运输与封城方面始终较为慎重。
其次，对病毒本身的认识是一个客观过程，特别是疫苗研发本身有周期，英国的科研能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体现为抗疫成果。中国医学科学院牛津研究所英方所长、MRC人类免疫中心项目负责人董涛说：“英国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方面从序列到一期临床，可以说速度已经很快，但疫苗研发到广泛用于普通人最快周期也需12-18个月，这不是科研水平高低能改变的。”
第三，英国政府在疫情早期行动迟缓，舆论认为政府应对严重呼吸系统传染病经验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约翰逊政府本可以更早举行内阁紧急会议，部署防控措施。英国公共卫生专家约翰·阿什顿说，英国政府没有经过SARS这样的重大呼吸系统传染病的历练，也没能认真对待其他国家的经验，因此疫情初期行动太慢。
第四，英国基层医疗体系存在短板。虽然英国在疫情信息公开、应急方案制订等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但落实计划需要足够的医疗资源和医疗体系的韧性。
因财政紧缩政策及医疗体系改革等原因，英国国民保健署目前在资金和人力方面均存在缺口。据报道，英国1.1万名前军医将重返一线、2.4万名应届护士和军医专业毕业生也将填补到医疗人员的缺口中。
阿什顿说：“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点都连接起来，发挥整体功效，要记住，任何系统的强健程度都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