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我们不理解，连军队高层领导也不理解，他们认为是裁掉杂牌部队，保持正规军。结果我们作为杂牌部队首先被裁掉，铁道兵和机械工程兵属于不是打仗的部队，先被裁掉了。
裁掉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地方，那时中国开始市场经济，至少沿海在开始市场经济了，已经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从军队过渡到市场经济开放的深圳前沿，我们非常不适应，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就犯错误，因为不知道市场经济怎么做，肯定就做错了。做错以后离开单位，要找出路，出路在哪？不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懵懵感觉——通信要大发展，我们能不能在通信里面找到机会？因为这个市场大。
当时我们认为，做一个小东西总能卖一卖，但是不懂得通信是全城全网的，要连通全世界的，只要它不标准，不可能进入这个网络销售。实际上我们走进了一条残酷的道路，标准很高，公司很小，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当时是极端困难的。
我是学建筑的，电子技术是自学的，而且是模拟技术，即模拟的自动控制。当时的模拟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的控制方式。
当我离开军队走向社会时，已经是186、286、386的电脑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很不适应。所以，我们那时出来以后，需要寻找一种工作机会来养活家庭。
因为幼稚，以为这个产业很大，以为我们能赚点钱，进来才知道通信这个产业太残酷了。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我们总共只有2万多人民币，创办公司时需要缴各种费用，拿到证时已经没钱了。
如果我们再退回去做别的东西，我们一点资本都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咬牙做下来了。
2. 问：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待过，而且也经历过中国的困难时期（包括大饥荒）。在这段时期，您学到的哪些东西帮助了华为初期的成长，而且塑造了您整个公司管理的理念？
任正非：当我们公司还是“毛毛虫”起步的时候，爱立信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
过了二十多年后，爱立信的CEO曾问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迈这么高的门槛？”当时通信行业门槛特别高。我告诉他：“因为不知道有门槛，我就迈进来了，迈进来以后才知道门槛高，但是退不出去了。”
虽然我经历了中国大饥荒的时期，也经历了大饥荒以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也参加了中国引进法国的大工程。对我来说，有什么人生启迪呢？就是“吃苦”。
因为我们在年轻时没有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读一个好学校，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饭。后来参军以后，我们在东北建设辽阳化纤总厂，当时是从法国引进的世界先进设备，自动控制水平很高。
当时东北零下二十多度，我们的房子是很简陋的土坯房，多数房子都漏风。晚上在宿舍里，一定要有一个战士轮流烧火，如果不轮流烧火，火灭了，可能大家都会冻僵。
一边是这样的生活，一边是高度现代化工厂的建设，就是“冰火两重天”。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兴奋的，毕竟在中国搞文化革命时不重视技术、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的时代，我们碰到一个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有文化、必须要有技术才能完成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