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有效解决物资匮乏、医疗机构不堪重负等问题。如纽约市需要30000台呼吸机，而联邦应急管理署仅拨给400台。3月中旬，美国部分食品、消费品和药品零售企业向白宫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些行业对疫情准备严重不足，若其他国家限制药品、食品或其他基础原材料出口，可能造成美国国内的供应短缺、加剧公共卫生危机，呼吁特朗普政府减免关税。
二是认为货币政策、经济救助计划恐不足以应对冲击。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美联储的措施不能阻止美经济下行趋势，最多只能稳定金融市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唐纳德·哈蒙德（Donald Hammond）等认为，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救助并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应通过大幅改革失业保险制度等方式为其解困。
三是批评特朗普政府未能有力推动国际合作。虽然美国是G7的现任主席国，但直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催促后美国才召集G7应对疫情特别会议。
中美合作面临阻碍
无论是应对美国国内疫情的恶化，还是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合作，都迫切需要中美两国缓解紧张关系、增进协调协作。然而，清醒地看，实现这一目标面临多重阻碍，部分美国政治精英仍然试图借助疫情因素进一步促使中美“脱钩”，并在外交和国际舆论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美方内部就一直存在两国将加快“脱钩”的看法。《纽约时报》等刊文称，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提供了攻击中国的依据，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打击，成为鹰派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彻底“脱钩”的新依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表示，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美国企业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寻求替代者。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称，美国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80%的药物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和印度，疫情导致医用口罩需求激增，美国医疗供应链过度依赖海外的弊端凸显，有必要采取行动将其转移回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一项行政令，为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药物和医疗产品提供长期激励，减少美国对外国药品的依赖。
其次，虽然特朗普总统已经停止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但美国方面在舆论和外交上对中国的“攻势”仍然没有减弱。在3月25日举行的G7外长视频会议上，国务卿蓬佩奥执意要求将“武汉病毒”写入会议联合声明中，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强调，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消费当前的危机，为有效应对疫情，任何其他考量都应让位于国际团结与合作。然而，美国方面“批评中国”（“blame China”）的策略并未熄火，近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伍迪·约翰逊（Woody Johnson）等外交官在当地媒体刊文继续挞伐中国。甚至中国向欧洲多个国家提供援助的做法，也招致部分美国政界人士的指摘，如纳瓦罗称之为“政治宣传手段”，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则建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特别小组，应对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对外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