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中国只有一个海外基地（已建在吉布提，主要用于反海盗行动以保护中国航运）。毕竟，没有远征军和其他形式的全球兵力投射，战略就不可能“宏大”。杜如松提出，中国在斯里兰卡和格陵兰拥有港口所有权、在格陵兰建设机场以及在马尔代夫租用一个小岛，“表明它对全球设施的兴趣日益浓厚”。

他指出，自2016年以来，中国海军陆战队已从10,000人扩大到30,000人。（相比之下，现役美国海军陆战队有180,000人。）

最后，杜如松承认，中国建设投射力量的努力仍然很低调。“中国或许能够在不精确复制美国复杂且成本高昂的全球部署的情况下，在印太以外地区开展军事活动。”事实上，他对中国军事计划的描述，反而有力支持了中国更关注其边界而非全球的结论。

例如，他认为，“反水面舰艇的作战是中国潜艇的首要任务，这……表明他们重点关注美国船只——尤其是航母。”反过来，“中国海军学说也证实了，他们将潜艇作为拒止工具，而不是护航或海上控制的力量。”

但这一切都不能完全符合作者承诺要揭示的、美国冷战立场意义上的中国“大战略”。除了随时准备震慑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外，其“远征”部队在危机地区保护中国公民的作用有限，例如2011年的利比亚和2015年的也门。中国也没有把握美国走弱的态势，超越直接相邻的陆地和海上边界，直接将军力投射到更远的地方去。

事实上，由于美国在全球力量投送方面的收缩，中国经常显得步履蹒跚。北京对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表现的不安是真真切切的。阿富汗与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有着漏洞百出的边界。在美国人离开后，塔利班接管政权，增加了在中国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

伊朗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则带来了另一系列问题：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对什叶派取代沙特的野心其实并不认同。

土耳其可能成为分裂主义的盟友，北京与它维持友好关系，或许也会把敌人放进来。因此，北京通过利诱和威慑相结合的方式，劝阻土耳其不要支持所谓的“东突”势力。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曾多次提出过“中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在中东出现。然而，要为这一动荡且不可预测的地区承担责任，中国的兴趣微乎其微。

在杜如松的结论中，中国还在另一个方面展露了“全球野心”，它自己宣告了宏大的目标，要通过“对市场不愿意投入的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巨额投资”，来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

他采信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估计，认为中国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要比美国大得多。在最先进的技术中，差距尤其大：“中国在量子计算上的花费至少是美国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