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上这些风险挑战都是大概能够预测的“灰犀牛”，但下届政府肯定要面对其他无法预测的“黑天鹅”，正如毛泽东提出的“十七条困难”，最后一条就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对策建议
对于疫情，香港并非如一些悲观派所言，注定无法“清零”。事实上，香港并非没有“清零”的条件，问题在于领导是否相信可以“清零”。
现时香港医学界不少专家都支持共存，坊间提出的食物及卫生局的人选也有支持共存的。因此，李家超组班时，必须拣选一些熟悉国家“动态清零”的做法、相信这套做法是可行的，并且有决心执行的人士出任主责抗疫的主要官员，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及卫生局、民政局的局长等，去统筹和落实抗疫工作。
特别是接下来应确定是否需要，以及何时推行全民或大规模强检，并为此制订具体的执行方案。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强检很可能要进行不止一轮，而是多轮，才能把绝大多数感染者识别出来，并且要大量隔离设施，把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隔离。
总之还是务求尽快管控疫情，达致“清零”，恢复与内地正常“通关”，然后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下，逐步恢复与海外的正常往来，并为应对往后的第六、七、八波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疫情初起时快速、精准地切断传播链，不任由病毒造成持续性的社区传播和规模性的疫情反弹。
对于民情，在《港区国安法》的震慑力下，相信香港短期内再出现动乱的机会甚微，但期望民情短期内会有大幅改变，并不实际。应对香港民情的对策，道理上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相似，都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对于那些顽固的激进分子，期望他们短期内改变立场极为艰难，唯有利用法律和执行力量将他们管控好，孤立他们。虽然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但特区政府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仍然存在。
更何况《港区国安法》并不能涵盖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范畴，意味着下届政府除了要马上为《基本法》23条立法，往后更要随着形势变化，修订或补充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特别是信息流通方面，现时激进分子仍然可以通过“连登讨论区”和Telegram发布煽动讯息，这是李家超政府必须正视的漏洞。
2021年7月，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接受采访时表示，正筹备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图片来源：凤凰卫视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