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香港市民，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或多或少对特区政府有不满，也因为历史因素和西方及本地反对势力的宣传而对内地政府缺乏好感，但以宽松的爱国者标准来看，他们都是爱国者，不能把这么一大批香港市民通通划分为非爱国者，当成敌人处理。
因此，下届政府要积极争取香港市民的支持，特别是针对深层次问题，以实际政绩来争取民心，把市民的不满情绪疏导好，把社会矛盾管控好。正如李光耀所言：“要提高你们的政治意识，再多的政治教育、讨论和煽动，也比不上你们有这些切身利益来得有效。”往后重组的中央政策组，也要积极发挥舆情监察的作用，了解民情变化，避免激化矛盾。
同时，下届政府要积极发展进步力量，抓紧教育、媒体等意识形态领域，培养出新生的爱国力量，并要积极培养爱国者成为贤能的管治人才，壮大爱国力量，长远使整体民情逐步调整。
国际形势方面，香港处于相对被动的情况，毕竟往后西方国家对香港实施制裁，制裁会到什么程度，主动权不在我方而在西方国家手中，特别是视乎美国是否决心与中国全面对抗。
假如西方国家全面制裁中国，投下“金融核弹”，对香港的经济和金融难免是灾难性打击，但认为特区政府只可到时见步行步，或者断定西方国家会投鼠忌器，为了自身在华利益而放软手脚，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更何况，即使美国不主动出击，出现几率越来越高的全球经济及金融危机也会对香港造成沉重打击。
为了把破坏减到最低，下届政府必须“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语），预先做好准备，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早前有报道指，金管局面对不同场景，例如被逐出SWIFT系统、资产被冻结等，制定了不同的应变预案，并一直与人民银行保持紧密沟通，这是好事，但可能还不足够。
除了做好预案，香港是否有一些可以主动做、能够减低冲击的工作呢？笔者并非金融方面的专家，只是门外汉，无谓班门弄斧，但现时已有不少学者和专家提出一些建议，例如检讨和调整联系汇率、参与中国的CIPS结算系统、积极发展区块链技术、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和比重等，值得当局关注和考虑。
此外，现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有“紧急应变系统”，另备有不同事故的特定应变计划，由保安局负责，主要针对的是严重影响市民生活的事故，例如自然灾害。2018年，六个纪律部队则组成了“跨部门反恐专责组”。但香港接下来面对的危机涉及不同领域，特别是金融方面，现行的救灾、反恐机制就不足以应对。
因此，下届政府可参考中央的“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设立专责统筹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金融危机应变小组”，由财政司司长担任组长，就应对金融危机和制裁作统一高层部署，统筹协调香港的监管机构、港交所等重要金融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行动，并设置专责对接内地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小组，以加强合作和沟通，并与海外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制裁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