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政治上的后果，就是过去15年来民粹主义泛滥。传统政党眼看着自己被新一代的激进分子推翻，传统政治被搅乱，被贴上“精英”标签遭到民众谴责。右翼倒向民族主义，认为文化问题和经济问题同等重要；左派想靠传统国家权力解决不平等，拿身份政治推动激进主义。新的政党不断涌现，绿党、中间派，还有极端的左翼和右翼。
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西方政治陷入大混乱，陷入党同伐异、丑陋、无效的恶斗。
这不能不影响到外交政策。最近，一位领导人向我抱怨很难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保持协调。对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现在拜登的对外政策，他的评价分别是：“太多、太少、太怪异、太软弱。”我予以反驳，因为这种描述不公平。就每一位美国总统而言，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最近一次是拜登为乌克兰争取支持。但我认为，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今天与美国打交道的人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劫持了对外政策，破坏政策连贯性。不幸的是，那些不是西方朋友的人也发现了这点。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对我们内部的民众来说，国内政治似乎功能失调；对外部世界来说，外交政策看起来不可预测。这两者都不利于西方的民主事业。
我当了十年英国首相，之后15年与世界各国政府有广泛合作。我学到了一件事，关键在于实际效果。不管是不是民主国家，政策的效果都会检验领导人和制度的成色。
民主面临的挑战是效率。政治宣传中总是说民主是透明、诚实和可靠的。这些很重要，但不能取代效果。最终，约翰逊倒台的原因不仅仅是丑闻引发的愤怒，而是对英国未来缺乏规划。 当可靠性都没有时，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今天，西方民主需要一个新的规划，来指引方向、激发希望，对世界变化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成功提供可信解释。
在国内政策方面，我认为关键是利用技术革命。这是现实世界中正在出现的最大变化。它会改变一切，包括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式。这在21世纪相当于19世纪工业革命的影响。这是我认为能解决增长和生产率低下从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唯一办法，也是改善服务同时降低成本的唯一途径。比如在医疗保健领域就是如此。如果要应对气候变化，在减排同时保持发展，这是唯一答案。
问题是，20世纪左翼或右翼政治并不真正适合这种变化。政客们，现在习惯性地利用不满情绪操纵民众搞政治，认为这太“技术官僚主义”，也缺乏理解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现代国内治理的总体规划，我相信就需要理解技术革命，利用其中巨大的机会，减轻其风险。
幸运的是，在技术方面，英国处于有利地位。但是英国需要把政治中心转到技术进步上。目前保守党领导层把“减税”作为辩论重点，准备打击工党这个“加税和支出”的政党，这是重回80年代的老路，令人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