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联系各民族的纽带，这条纽带遭到否定后，各民族必然退一步寻求民族的认同。因此，苏联解体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重新抬头，使得民族矛盾再度激化。”
“大国要有主心骨，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意识形态教育不放松。”对此，原泉表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强大的组织力、内外政策的独立性、发展的定力，以及对自己选择道路的坚定自信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31日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也谈及了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历史启示，张维为说：“苏联解体的时候，西方欢呼雀跃，我们国内是一片悲观声，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老大哥都倒掉了，中国这面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回头看，我们的不少高级干部走向腐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失去理想信念了，趁机捞一把吧。
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显示出了他的过人之处，苏联解体前四个月，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指出：世界正在发生转折，这是我们的机遇。邓小平显然在危机中看到了机遇，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遇。
苏联解体后才20来天，邓小平就开始了南方视察，他心里着急，他深知什么叫战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在南方一路呼吁要坚持社会主义，要更大规模地推动改革开放，要更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成功。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完全消除了极端贫困，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全民医保，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30年前，世界普遍看衰社会主义制度，今天不一样了，世界普遍看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当然，中国越成功，西方就攻击得越厉害，但背后反映的是他们的无奈和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