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接受“今日俄罗斯”专访
主持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显然对苏联解体做了深入研究，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具体来说，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维持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苏联没有解体，你认为这是一条可能实现的道路吗？
杜金：我认为有可能。中国恰恰吸取了前苏联解体的最主要教训：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与内部团结，全国上下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凝聚力，领导人身负巨大责任，必须做出艰难决定。中国与前苏联和俄罗斯一样，都是多民族社会。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彻底颠覆国家，也没有导致中央政府失去把控局势的能力。你可以改革经济的某些部分，但永远不应该以放弃主权为代价，或者牺牲对地缘政治空间的控制。
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顺利过渡，不应该抛弃历史传统。今天的中国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体制，但儒家思想处于中心地位。意味着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成功地扮演了调控的角色。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一并引入西方民主，而是维持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具备独特且起到团结作用的政治性力量。这股力量实现了对市场经济的引导。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证明在有利的局势下，一个假设得以延续的新俄罗斯/苏联如何实现中央集权，全面有效地管控国内各地区与少数民族自治区，发展混合经济，将社会主义与传统主义，如基督教、俄罗斯族的传统价值相结合。这是一套可行的体制，既然能在中国运作，也可能在新俄罗斯/苏联运作。
然而在俄罗斯，我们失去了意识形态上改造国家的机会。避免苏联解体、维持整个国家的内部团结，这件事比苏联本身更重要。因为团结指的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欧亚帝国”的团结，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既然中国人能从中吸取教训并成功，苏联当然本有可能避免解体。苏联解体是一场自杀，源自苏共高层的决定，不仅仅是因为前加盟国纷纷要求独立。我们俄罗斯人应该负全部责任，而不是归罪于苏联边疆地区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在莫斯科的苏共高层犯下的罪行。
主持人：西方长期用“极权主义”一词来攻击俄罗斯与中国。作为一个美国人，当我搬到俄罗斯以后，才发现这里有许多细致入微之处，远不止“极权主义”、“政府包办一切”等标签能概括。我只是想知道，你如何认识这个词？中国和苏联，你会形容他们是极权主义社会吗？
杜金：在西半球，我们面对的是纯粹的极权自由主义。他们假设除本国以外，所有政权都是极权主义的。而自由主义国家不会是极权国家，这是虚伪的。中国社会的传统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整体主义。更准确地说是集体主义，社会整体的利益高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