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客观性》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学院（Walter Cro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出版，随即引起广泛关注——尽管不是以唐尼和海沃德所希望的方式。
报告中大量引用了受访记者的言辞，其中充斥着现代进步主义的术语。由此可见，正如许多美国人所言，当今美国主流媒体已成为左翼的心灵、喉舌与臂膀。《洛杉矶时报》执行主编凯文·梅里达（Kevin Merida）表示，他支持员工亲身参与其所报道的事业，这一态度模糊了社会行动主义与新闻工作之间的界限。另一位受访编辑表示，所谓“客观性”无非是“异性恋白人男性的主观”。
报告敦促新闻业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却忽略了观点的多元化——而这正是当今美国大多数媒体最显著的缺陷所在。在对话中，唐尼承认，这是一个不幸而明显的疏忽。
该报告还存在一个更深刻的缺陷——唐尼和海沃德未能正确地理解，在自由社会中，新闻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包括《纽约时报》在内，多数美国媒体都是商业公司——它们也许是“高尚的商业”，但终究还是商业。《华盛顿邮报》夸夸其谈称“民主或将死于黑暗”，此言固然不假，不过，假如没有足够的广告费和订阅量、没有亿万富翁的头脑与投资，《华盛顿邮报》就将死于破产。
当然，《华盛顿邮报》的功绩绝不会因其商业属性而被一笔勾销。但是，新闻机构不应假装自己并非商业公司，否则就必定会失去民众的信任。
我们不只是不偏不倚的民主捍卫者，还是民主制度中的行动者。在行动时，我们可能会以不恰当的方式使用手中的麦克风。比如，狗仔队偷窥名人的日常生活，媒体毫无根据地指控公众人物参与色情活动，究竟是为了促进民主，抑或仅仅为了牟取媒体的商业利益？归根结底，有关“pee tape”事件（注：特朗普被指控于2013年在莫斯科参与的色情活动）的传言真的能影响美国民主吗？
美国媒体若想重获公信力，就必须改正妄自尊大的态度，清楚地把握自身的定位——我们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并常常给社会造成麻烦。
第二，我们的任务不是追求真相，至少不是追求“大写的真相”。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搜集相关事实和确凿证据，并将其呈现给读者。记者眼中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个人理解、“生活经验”、道德判断等主观因素塑造，这些因素不宜出现在报道中。“非客观真相”只适合刊登在观点版面——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至少能清楚地了解到，自己阅读的评论是带有意识形态假设、服务于意识形态目的的。如果唐尼和海沃德只想更好地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将表示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