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顿巴斯、克里米亚和乌克兰，这可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气候。二战后的欧洲是雅尔塔体系的结果，冷战后的欧洲则是在赫尔辛基框架下的重塑。
雅尔塔体系是二战末期盟国在血与火的现实里凝聚的现实主义共识。东西方之间划分了势力范围，拱火归拱火，但绝不越界。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变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里，西方恪守雅尔塔边界，尊重苏联的势力范围。
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Final Act，也称Helsinki Accord、Helsinki Declaration）则是1975年在赫尔辛基的国际安全与欧洲合作会议上达成的协议，除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协议。
赫尔辛基协议提出包括主权平等、尊重主权、和平解决冲突、合作与互信、人民自决等十项原则，但在后冷战时代，只剩下人民自决了，与“人权高于主权”一起，成为美欧“改造”东欧政治版图的理论依据。俄罗斯的羸弱加剧了美欧地缘政治的理想主义冲动，直到乌克兰战争的当头棒喝。
凡事都需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平衡。没有理想就没有进步，拒绝承认现实也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在某种意义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可以与中国的儒家和法家之争相对照。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儒法之争是可以永远争下去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也是一样。但要避免成为武中第二，只有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取得平衡，这正是中庸之道的道理。平衡也是动态的，需要根据现实环境随时调整。
简单化地说，宽松日子的时候，理想主义倾向较强；紧巴日子的时候，现实主义倾向较强。欧洲因为安全方面有美国兜底，理想主义倾向较强。在冷战时代，美国由于苏联的强烈制约，现实主义倾向较强，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冷战后，美国信心爆棚，目中无人，迅速滑向理想主义，奥尔布莱特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并在美国政治中形成强大的政治正确，如今连米尔斯海默都成为批判对象了。
乌克兰战争后，美国保护伞的有限性对欧洲是极大的警醒，欧洲政治可能转回现实主义。美国面临与中俄同时对抗的艰难前景，加上意识到经济优势不再，科技优势也即将滑落，可能也要从理想主义的轨道上转回现实主义。对中国来说，这不意味着对抗减少，但在形式和着力点上可能会有所变化。
拜登在波兰口无遮拦，口口声声普京必须下台。不仅白宫赶紧澄清：“不是那个意思”，欧洲也保持距离。马克龙还在美英制裁普京本人的情况下，继续与普京保持对话。朔尔茨可能还没有想好，但德国不会再在欧洲政治里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