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红军一直走到了瑞金城北二十里的大柏地，在那里消灭了尾追之敌，这才起死回生。1933年，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地，心潮澎湃地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就是为了纪念那场艰难的战斗。
从圳下村到大柏地有好几百里地，我们今天是开车走高速公路，但是毛泽东他们带的部队是风餐露宿，一步一步走过去的，由此可想革命的艰难。
考察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实地考察中，我们要数里数，看作战地形，和当地老百姓聊曾经发生的故事，这样才能真正明确某一场仗是怎么打的，具有什么意义，在当时起到了什么的作用。
观察者网：您的书前半部分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感觉和近期热播的《觉醒年代》有些重合的内容。之后，您重点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为什么做这样安排？
刘统：《觉醒年代》主要表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建党的过程，展现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觉醒。陈独秀是一个开风气者，但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擅长写文章和演讲，但他不是去搞武装斗争的实践革命。他能开创一个党，但是他不能走到底，这是他的局限性。
毛泽东一开始也是书生，但是真正搞起武装斗争来，他很快进入了角色，并且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最后磨练成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觉得革命是分阶段的，有的人能起到一定阶段的作用，但是他走不到最后。有的人能开风气之先，但是他不会打仗，所以也只能起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作用。而毛泽东从书生变为革命家的道路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也比陈独秀的故事更加精彩。所以我这本书前半截写的是知识分子，也写到了陈独秀探索的历程，后半截写的是毛泽东探索革命的历程。这样一对比也能看出来，写文章和干革命还是不一样的。
《觉醒年代》剧照
观察者网：《火种》的终章是写到了古田会议，您怎么评价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刘统：古田会议是毛泽东在红四军主持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写了《古田会议决议》,全面阐述了他自己探索的中国革命的建军思想。可以说这是在武装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正确的革命方向和道路。
我这本书叫作《火种》，革命的初期是中共一大点燃了第一个火种，中国有了共产党，但是这个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那些早期的参与者大多是读书人，他们还不太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儿。后来进入了武装斗争阶段，一些人脱党了，另一批坚定的共产党人则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