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实力接近发生在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既得利益国家集团自然就有了共同利益去“规锁”对自身既得利益产生威胁的竞争者。这一点在过去两年多美欧日三方贸易部长发表的关于WTO改革联合声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共同的价值观，更为久远的共同文化传统，再加上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这些都为美欧联手提供了方便。与此同时，美欧关系要想恢复到冷战时期的状态，条件则相当苛刻。

经过特朗普政府的折腾，欧洲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感下降许多，反之，其自主性和独立意识明显上升。欧洲顶层精英无不心知肚明，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在世界舞台上只能扮演微不足道的配角。

更为基本的是，共同利益的存在仅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合作收益与成本的分享分摊问题始终存在。

美国对外国公司罚款最多的国家恰恰是欧洲大国法国。一般情况下，共同威胁也是国家间合作的主要源泉。

这让我想起了柳宗元在《敌戒》中所说的话：敌存去祸，敌去召过。

中国和苏联不同。我们无意与任何国家打冷战或热战。只要我们主观上不与美欧为敌，客观上坚定地走开放互利的和平发展之路，所谓“共同威胁”就不会成为美欧联合对华的理由。

【关于未来的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您有哪些思考？】

张宇燕：在我看来，一个“三超多强”的世界新格局正出现于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

许多人觉得欧盟27国目前的GDP虽然比中国略高，但其整体性或一体化程度不高则一直掣肘着其全球影响力的发挥。此说确实有一定道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欧洲的一体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驱动型一体化。

去年欧盟在财政一体化迈出的关键一步，应该讲为原来仅有欧元和欧洲央行两条腿的一体化“板凳”添上了第三条腿。

欧洲人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经验与技能，也让他们在制定新国际规则过程中展现出自信与自主。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美国以及功能性地与美国合作的欧洲，在寻求“规锁”中国过程中，还是希望与中国在同一规则下博弈，而中国也已经有实力参与现有规则改革与完善、制定新规则的过程。

这意味“规锁”是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途径，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与其博弈，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完善与制定过程满足自身诉求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