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分析这一现象很多年了,这套逻辑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错误的,尽管也有客观事实。拿贸易举例,中美之间的确有很大的贸易逆差,尽管在2018年实施关税政策后缩小了一些,但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每年都与上百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这说明这是美国自身存在的多边问题,而不是仅仅和中国才有的双边问题。

而多边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一个从不进行储蓄的国家。经济学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不进行储蓄却还想获得增长时就要从外国进口剩余储蓄。而通过收支平衡上的巨大逆差来吸引外国资本就会造成多边贸易逆差。你不能通过发动双边关系下的贸易战来解决多边层面上的贸易逆差。

斯蒂芬·罗奇、王辉耀:中美需要一个“联合办公室”

美东时间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来源: 财政部

如果真的采取这种贸易战的方式而不是提升国家自身的储蓄,那通过关税减少的逆差只会被转移到别处。而这正是美国的现状,美国通过高关税降低了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整体贸易逆差却还是大幅增加了,因为它被与其他很多国家的贸易逆差所抵消,例如和墨西哥、越南、韩国和新加坡。事实就是,我们将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部分地转移给了更昂贵的贸易伙伴,而这又悲剧性地给美国生产商和消费者增加了压力。

在过去的35年里,商贸联系宛如是中美两国关系的船锚,但特朗普政府却将船锚拔起,而这带来的结果是破坏了经济的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我所担心的是拜登政府将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并不想改变2020年1月中美两国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而我的建议是将其终结,因为那个协定是破坏性的,我们应该有更好地方式求同存异。想通过扭转双边贸易逆差来弥补多边贸易逆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王辉耀:是的,谢谢你。斯蒂芬,你概述得非常清楚。我认为所有这些误解和叙事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个可能是不正确的。

斯蒂芬·罗奇: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吗?30年前,我们对日本做了同样的事情。在1980年代,当我们第一次出现贸易问题时。我们发现当时贸易逆差最大的是日本,所以我们指责日本。

而日本在应对美国压力时犯了一些错误,导致日本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中国领导人研究过日本首相,他们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指责中国所做的事情几乎与我们在1980年代指责日本的做法相同,你知道美国很难面对自己的责任。指责别人要容易得多。对不起,我打断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