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给外商很多优惠。比如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可以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同时还有很多土地优惠。
但当时这么好的优惠政策也没有吸引到足够的投资，因为投资是一个配套型的东西，投资跟整体经济环境、政府行政效率、营商环境相关。那时候，行政效审批过程可能要好几个月，基础设施也不健全，生产效率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唯一好处就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得到基本保障，我们利用这点优势一步一步吸引到了加工业的外来投资。最开始投资轻工产品，比如纺织、鞋、玩具，后来加工机器和设备、电脑、汽车等都是90年代伴随着产业升级逐步开始制造的。
江苏连云港：国产汽车等待装船出口海外。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和购买力，外商投资也越来越多。到了现在，外商则是依赖中国生产和制造的能力。
中国制造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一环，在疫情期间承担了全球大部分的防疫物资的生产，特别在疫情反复、新病毒变异的情况下，中国工厂和中国企业还在继续生产，支撑了全球卫生事业和抗疫事业。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保持对全球市场的供给，这背后有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行政效率的支撑，使得外国企业更愿意对中国投资。
美国咨询公司预判在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的容量可能会超过10万亿美元，是美国和欧洲市场之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前景。外国企业当然能够看到这些前景，他们也不会离开这么一个有诱惑力和潜力的市场。
在外资越来越看好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市场也和外资一起进步成长。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外资期待特别大，中国刚刚走出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时代，改革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我们缺很多东西，需要资本、需要市场、需要外汇。
90年代，出口创汇是鼓励企业的口号，那时候我们没有外汇买进先进的制造装备，无法满足国民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些最开始的外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出口服务的，外来投资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
外资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也有一定帮助，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技术主要是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设备机器，而其已经严重落后了，我们需要新的机器设备和技术。
新技术的学习主要靠外资引入。汽车制造领域，第一个引进国内的汽车是大众公司的桑塔纳，桑塔纳是一个特别老的车型，在80年代风靡中国，但实际上欧美在70年代已经淘汰了这个车型，可见我们当时汽车工业是多么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