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产生有多种来源。在某些情况下，私营公司向国际标准制定组织（SDO）的参与者提出标准，希望通过制定、拥有和许可标准的权利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企业在国际上与行业参与者合作，开发并最终采用通过国家和国际SDO的协调技术努力而制定的标准。
基于规则的通用标准框架，为企业参与与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相关的合作和竞争网络提供了必要的协调。它们促进了全球市场的准入，为企业提供了规模经济的优势。反过来，这些优势又鼓励企业参与并使其技术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标准对无线产业发展的积极贡献，这在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有所记载。
一致的国际标准也鼓励监管者和政府改善贸易政策，制定更好的法规。例如，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过程中制定的标准，通过向全球制造链上的公司保证产品和测试要求具有全球相关性并被全世界接受，从而促进贸易。
美国公司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和以后作为技术创新者享有强大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在为各种现代技术创建和制定国际标准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积极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组织，使美国能够促进一个由私营部门主导和共识驱动的过程，以创建和颁布新的标准，为创新设定积极的步伐。结果，也使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受益。
现在，标准化的形势受到了挑战。中国已经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激励，寻求对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使用施加更多的影响，这也就提出了关于它对更广泛的创新、竞争、贸易和安全网络影响的重要问题。
中国在技术标准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经常引用这样的观点：第三挡次的公司制造产品，第二挡次的公司设计技术，第一挡次的公司制定标准。他们了解基础标准的战略重要性，并正在努力影响关键经济和贸易部门的标准制定和部署。中国《浙江日报》201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标准是指挥的高地，是话语权，是控制权。得标准者得天下"。这种言辞强调了标准对于确立中国在各种新兴领域的技术地位的价值。
中国主导标准的决心，延伸到了控制通信和话语。将互联网治理和标准联系起来，中国政府表示，在网络安全和电信领域，大国的游戏不仅是技术的游戏，也是思想和话语权的游戏。因此，制定数字经济的标准，也需要参考政治表达的标准。
这些雄心反映在拟议的中国标准2035计划中。该计划是对早期《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补充，该战略大力投资于第五代（5G）无线网络、互联设备和工业自动化等技术的开发和制造。它还寻求确立中国在自主系统、电池、太阳能电池和其他绿色技术等领域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