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凸显中美人才竞争。科技领域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拜登政府逐步调整特朗普政府时期激进的“人才本土化”政策，试图恢复美国科研体系的人才吸引力。去年以来美国执法部门陆续启动多起“中国行动计划”案件的起诉程序，其中一些案件因证据不足被撤诉。美国政府试图尽快解决这一对美国创新体系国际形象带来不良影响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美国政府还“适时”公布了针对理工科留学生的签证延期措施，试图将这些人才留在美国本土。
上述变化表明，美国战略界正在以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中美科技竞争，将其视为一场不会有清晰胜败结果的长期博弈。这与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同日本的“半导体之战”有显著差别，是美国正在经历的一种新竞争形态。美方策略选择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美科技竞争的态势和发展走势，也给中国的应对带来新的挑战。从中美两国的体量和科研体系现状看，体系比拼将成为双方竞争的主要模式，中国方面需做好三点应对准备。
首先，适时调整应对重点。拜登政府正缓步调整中美科技竞争中的“虚实比重”。虽高调宣扬制度竞争、价值观同盟等“虚”的部分，但其实际政策却更加具体、明确，有着清晰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路径。我方需看清美方“虚实”，将更多应对工作放在提升我国科技体系韧性、国际竞争力、国际吸引力等具体领域，尤其重视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落实。
其次，加强科研管理改革创新。从各国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的总体规律看，管理和制度创新是增强一国创新体系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源泉，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科研体系的管理理念和机制，充分调动内部活力，管控创新成本。在这一领域，我国仍有巨大政策红利有待释放。
最后，培育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中美科技竞争将不限于两国范围，在广大第三方中既存在两国企业的海外市场争夺，也存在两国人才、科研合作基地的竞争。我国需从战略角度看待国际创新合作的意义，主动谋划合作共赢的国际科技合作，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营造可对我国创新体系发挥积极作用的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