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荷兰首相吕特。
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战略意图明显，策略性质逐渐明晰，政策设计循序渐进。从战略意图上看，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是要推动形成受其支配的供应链。美国实际上要重塑供应链的供需两端。一方面，美国调整“对华有战略依赖”的供应链，增加供应链每个环节卖家数量，从而削弱支配性卖方中国的市场势力。在涉及这些产品的供应链调整中，美国主要采取“友岸外包”（将贸易和直接投资限制在政治盟友的范围内）和“近岸外包”（将业务外包给地理、时区、语言相近的邻国或邻近地区），与中国现有产品竞逐。另一方面，美国调整所谓“战略产业”的供应链，是要遏制中国创新赶超，以维持重大技术的经济红利，以及由此造就的军事与国家安全优势。
从策略性质上看，美国要将供应链调整至对华全面拒斥和全面接触的折中区间。拜登执政后，有意淡化“脱钩论”，转而强调“供应链弹性”。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明确表示，美中两国需要实现“再挂钩”和“持久共存”。这正是吸纳了美国国内“限制派”和“合作派”两个阵营之间激烈辩论的双方观点，谨慎选择“中间道路”的体现。为此在供应链中技术含量较低、商品化程度较高、偏重成本导向性的领域并不寻求对华切断联系，而在技术水平更高、易生网络安全等风险领域转向“可信供应商”。
从政策设计看，美国采取渐进式调整。目标调整上，美国从追求产业回流美国转向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从维护供应链绝对安全转向寻求相对安全。推动建立供应链联盟加速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以替代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制造”。时间调整上，美国放弃速战速决的想法，通过长期规划适应供需，不断评估变动的成本、可用性及稳定性，确保多元化方案下的美国长期收益。路径调整上，从限制中国转向更注重强化自身。通过技术投资和激励、敦实人才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供应链绝对安全的长期目标。与此同时，美国仍配合采用限制中国路径，从而为美国获得供应链优势争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