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策仍面临诸多困境，限制其实施的范围、程度和可持续性。
困境一：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实难平衡弹性与效率。随着美国潜在增长率的降低，美国的经济规模将比应有的规模更小、活力更弱，仅凭借美国自身需求越来越难拉动供应链的重塑。当需求相对缩小且专业时，对供给端来说需求变得高度不确定，政府对制造的支持和承诺就不太可能促成企业进行商业上的可行创新尝试。在世界经济疲软情况下，私营企业更为注重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短期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代价高昂的弹性和冗余，这使得美国调整供应链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此外，中国已是各类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若外国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后，商品重新出口至中国，成本将直线上升。在很多外国企业看来，转移在华供应链至他国需付出极大成本，既不安全又不合算。
▲2022年11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美日韩领导人三边会谈。
困境二：美国对华技术管控面临信息困境和控制难题。全球新兴技术变革正值风口，未来发展难以预估，要确定值得政府控制的关键前沿领域范围并不容易。美国政府也曾努力预测过未来创新热点，并围绕模糊技术领域划定可管理的界限，但事后看来，许多指定为关键的项目并非关键，而一些被排除在清单之外的技术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与此同时，美国渐进式调整，使资源仍可通过“第三国”以“绕道”甚至“转移”的方式继续向中国聚集，让中国可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和自我修复。这意味着美国单边控制往往无效，技术输华路径难以切断，还会导致自我强加的竞争劣势和与国际伙伴的摩擦。
困境三：美国加强自身竞争力的政策在国内落地难避免偏差。一方面，美国相关政策部分基于疫情冲击下生物制药和原料、新能源汽车电池、关键矿物和半导体等供应链断裂的因素，而在生产过程中企业或根据稀缺性选择退出或减少对稀缺材料和半成品的依赖，致使政府投入出现偏差。另一方面，美国利益集团会为公共资源分配和流向而进行激烈游说，导致政府决策标准改变，最终对议员政治有利的项目将优先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项目，社会最终获得的收益难言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