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吉塔・维尔贾万：中国75年前的选择就奠定了其崛起
普世主义的消亡
吉塔·维尔贾万：你曾出版一部著作，我认为其思想非常有深度。这部著作令我这样来自全球南方的读者深感认同。你在书中阐述了诸多观点，其中便包括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对比论述，能否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李世默：我们成长于那个时代——你我属于同一代人——你肯定也知道，在冷战结束后，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各领域的发展都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回想起来，这其实很不可思议，它号称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一套道德标准、一种政治制度、一套经济规则，这一整套规则体系被冠以“普世性”之名。无论国家、民族、文化、经济形态与地区背景如何，都必须遵循这个普世蓝图。
我们曾普遍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朝着这一方向演进。但过去数十年的实践表明，这种发展模式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弊端远大于益处，即便这一理念的起源地——美国及西方世界自身，也未能幸免。这也是你能看到西方国家出现各种反抗思潮的根源所在。
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处于普世主义泡沫破灭的关键节点。我坚信，未来的世界将更加有趣，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多元主义远比单一的发展范式更加精彩。
冷战落幕之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值得深刻审视的现象：全球南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彻底摒弃自身固有的政治模式与经济体系，全盘接纳西方所倡导的“普世观念”与制度范式。许多国家逐字逐句照搬西方国家的宪法文本，引入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制度。这些国家盲目割裂自身传统，生硬设立议会、推行西式选举，甚至机械照搬美国四年一度的选举周期，完全无视本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与发展阶段等核心国情。
吉塔·维尔贾万：我国（印度尼西亚）的选举周期是五年一届。
李世默：对，看来你理解了我的意思。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这一模式。他们认为，只要照搬这套规则，只要吃下这剂“药方”，他们很快就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富裕。但事实并非如此，多数国家并未取得成功，许多仍深陷内部冲突与贫困之中，发展状况极不乐观。
所幸，有一个国家中国，拒绝了这一道路，我就来自这个国家。
吉塔·维尔贾万：的确，这一点令人惊叹。
李世默：中国的选择是，我们可以吸取一部分经验，但不会全盘照搬，我们会根据自身国情、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有所取舍。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也很幸运，属于见证了这条道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代人。
基于这一经验，我想给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出一个建议，1990年之后你们所吃的“药”没有奏效，你们的发展状况即便没有恶化，也并未改善。况且，当初为你们制定“药方”的医生，自己现在也生病了。看看他们的现状，不妨尝试一下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吉塔·维尔贾万：你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在于，你能够直言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民众不愿公开表达的观点，而这背后，我认为是中国实力的支撑。我希望将这一问题置于中国与东南亚的比较框架中探讨。过去三十余年间，中国人均GDP增长十倍，而东南亚地区平均仅增长2.7倍。
在我看来，这与四到五个关键因素有关：一是教育投入不足；二是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三是治理能力欠缺；四是竞争力不足。每千名成年人口中，中国可颁发10份营业执照，而东南亚仅为1份；第五点在我看来有些反直觉：中国在经济活动的民主化与分权化方面，成效优于世界上多数所谓民主国家。你认为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李世默：我始终认为，每个国家、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一个有机整体。如果将外部制度移植到本国，尤其是政治制度这类根本性的安排，那会要了“病人”的命，明白吗？
所以我认为，全球南方很多国家，包括东南亚在内，其处境与前英帝国殖民地很相似。那些人为划定的边界，是当年英国官员撤离时仓促划定的。这些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这一现状，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稳定，因为这些安排是外部强加的，并非内生形成，也不符合现实国情。
我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都受制于一套外来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法律框架。这些东西并不是从它们自身的文化和道德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我认为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未来：经济有活力，社会和谐，生活水平向发达国家看齐、民众能够普遍地接受教育。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建设道路、兴办学校，需要提高我们国家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毕业生的规模，需要做所有这些事。但要做成这些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如何组织我们的社会，如何从根本上组织集体活动。
如果一个政治体系从根基上就存在问题，建立在照搬移植、缺乏根基的基础之上，许多事务便难以真正有效推进。这并非说本土原生的模式与理念就必然成功，它同样会有自身的缺陷与困境。固守传统、拒绝改革同样不可取，但至少仍有调整与完善的可能。可倘若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直接移植而来的宪法与制度，那么它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原文：toutiao.com/article/186295634645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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