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亚雷斯所提及的两个领域，中国的主导地位都日渐增强、不容低估。“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从而降低了中国对海运的依赖。同时，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迅速崛起，成为最先进港口操作系统的领先供应商。
俄乌战争提醒我们，在战争中，对贸易的扰乱可以被用作重要武器。这场战争还警示我们，无论是否有进口渠道，大国都必须保证大规模生产现代武器的制造力——战争进展至今，俄乌双方都已消耗海量的炮弹、导弹、装甲车和无人机。在任何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中，“美国究竟能坚持多久”都是一大关键问题。
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杰奎琳·施耐德（Jacquelyn Schneider）一针见血地指出，仅仅“支援乌克兰四个月……就已大量消耗了美国的武器储备，包括三分之一的‘标枪’反坦导弹和四分之一的‘毒刺’防空导弹。”根据皇家联合服务研究院提供的数据，美国目前火炮弹药的年产总量，只能满足俄乌战争早期十天至两周的作战需要。
美国国防部2022年2月发布了一份有关工业产能的报告，向我们拉响警报：美国生产战术导弹、固定翼飞机和卫星的公司已将上述设备的产量削减了一半以上。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某些方面，美国今日的处境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英帝国类似。假如美国政府像当年的英国政府一样接连犯错，美国财政将不堪重负，从而无力阻止在东欧、中东和远东三大战场同时爆发的战争。
1940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次电台广播中表示，美国即“民主的兵工厂”。而如今的情势与当年大相径庭：假如上述危机真的出现，不会再有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工业大国，像当年的美国一样充当“民主的兵工厂”。
在发起对华经济战时，拜登政府必须格外谨慎，不可过于咄咄逼人。否则，一旦中国认为其与1941年的日本一样，除去先发制人、武力取胜外别无选择，局面可能变得极其危险——何况当今中国的立场远比1941年的日本更加强硬。
鉴于一战和二战前夕都曾发生过一些规模较小的冲突（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和1937年的中日战争），基辛格对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眼下，俄乌战争的走势似乎有利于西方，但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与上述小规模冲突一样，是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