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开始，在中国境内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产能逐渐恢复的同时，新冠疫情却在世界其它地区迅速蔓延，其中以欧美最为严重，这对跨国产业链的运转与维系无疑又是一大重击。中国生产的“休克”主要冲击的是产业链上的供给一端，而欧美等地的生产活动一旦暂停，不仅影响全球产业链上知识技术与零部件的供应，还将明显冲击需求一侧，从而对跨国产业链形成“双面夹击”。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上消费环节的主要聚集地，随着这些国家生产活动受阻，居民收入相对收缩，消费需求也将有所缩减。自新冠疫情在这些国家暴发的近一个月来，欧美等国在汽车制造业与纺织业等多个领域已出现多起临时取消订单或暂停进口的案例。当然，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不排除疫情大规模蔓延导致全球运输系统运行不畅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但欧美国家对相关消费品的进口量下降抑制了零部件的生产与产品的加工制造活动，导致产业链难以继续运转，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这种“一体式”的跨国产业链之下，无论哪一个环节“休克”，通过上下游传导，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最终都将无一幸免，尽管各个环节受冲击的速度和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此次疫情对跨国产业链的影响生动地展现了各国的生产活动之间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密切关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跨国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即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环节与消费环节）承担者相对于低附加值环节（以加工制造为主）承担者的优势——后者的可取代性较大，在产业链调整中也相对被动，更有可能成为产业链停摆或调整的首要牺牲者。此外，此次疫情的经验也说明，一个产业或产品的跨国产业链越长，分工越专业化，其包含的内在风险也越大，全球产业分工较为复杂的汽车制造业在此次疫情中首当其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布局重组：跨国产业链从“互补式”到“多元化”逐步转变

虽然在疫情的冲击下，当前一些跨国产业链已陷入停摆危机，但短期内这些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发生大范围重组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疫情演进前景未定，目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且理想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在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出现衰退预期，全球流动性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规模的新的产业投资。但从中长期来看，经由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原有跨国产业链的脆弱性也提醒着跨国产业链的实践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各国政府重新思考产业链布局的问题。

过去30年间的跨国产业链是在世界各国围绕某一产业与产品进行明确分工、密切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两大条件为支撑，一是各类国家要素禀赋的互补，各类经济体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专注于生产链上特定环节的运作，如具有技术与资本优势的工业强国几乎垄断了研发设计环节，而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则全力承担产品的加工组装任务等；二是跨国运输的便利化，便于人员、产品在各国之间的顺畅流通。这种以要素禀赋互补、分工高度专业化为基石的跨国产业链更有利于高效与规模化生产，但也意味着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或任一国家的生产活动中断，都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停摆”甚至“瘫痪”；此外，产业链正常运转所高度依赖的跨国运输体系也并非坚不可摧，一旦运输不畅，跨国产业链的运转也难以为继。可以说，此次疫情正将原有跨国产业链本身所包含的脆弱性全面地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