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化的前景构成了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诉求的重要一环。这种信号承诺：如果美国减少在海外的行动，把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美国将变得更强大、更繁荣。这种观点隐含着这样的假设：美国之前在世界上所做所为很多都是浪费的、没必要的，与国内福利无关。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此次大流行可能会强化这种观点。尽管大流行本应凸显的是：美国的福祉确实受到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他们会说，美国将不得不专注于调整自身，投入资源满足国内需求而非国外需求，满足民生需求而非武器需求。以上选择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国家需要而且能够负担得起两个方面，但人们很可能还是会为此争论不休。

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榜样力量。早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前，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经急剧下降。由于持续的政治僵局、枪支暴力、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治理不善、阿片类药物泛滥等，美国所代表的东西对许多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联邦政府对大流行的应对不仅迟缓、缺乏连贯性，而且常常没有效果，这将强化一种已经广泛存在的观点，即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

无政府主义社会

一场大流行从一个国家开始传播，并以极大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它被定义为全球挑战。这也进一步证明，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这场大流行蹂躏了开放和封闭的国家、富有和贫穷的国家、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有意义的全球应对却不见踪迹(牛顿定律——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相反且相等的作用力——显然在此时已经失效)。世卫组织本应是应对当前威胁的核心，但它微乎其微的作用，充分说明了全球治理的糟糕状态。

尽管大流行让这种现实更为凸显，但潜在趋势早已暗流涌动：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成功应对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性机构也未能跟上这些挑战的步伐。的确，全球问题与应对能力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大流行的规模。令人难过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尽管我们使用着“国际社会”一词，似乎它早已存在，但它更多地是一种愿望，适用于当今地缘政治的几个方面。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改变。

到目前为止，对大流行的应对仍在全国层面，甚至是地方层面，但不是国际层面的。一旦危机过去，重点将转向国家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到人们对解决其他问题有多大热情，比如气候变化。尤其是如果气候变化仍然被（错误地）视为一个远在天边的问题，可以把它搁置转而解决更紧迫的问题。

造成这种悲观情绪的一个原因是，中美合作是应对大多数全球性挑战所必需的，但多年来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恶化。大流行正在加剧两国之间的摩擦。华盛顿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认为中国政府数周以来掩盖疫情、毫不作为，包括未能迅速封锁疫情爆发的城市武汉，让数千名感染者出城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中国现在试图把自己描绘成应对大流行的成功典范，并利用这一时机扩大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这只会加剧美国对其的敌意。与此同时，当前的危机既不会改变中国的观点，即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一个历史性反常现象，也不会减少中国对美国在贸易、人权和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政策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