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大声疾呼。
“不要在澳大利亚的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IIA）研究员梅丽莎·康利·泰勒写道，“我担心，一种危险的民粹主义进入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辩论……要驾驭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基于谈判的心态，而不是简单解决方案的绝对主义。”
“这已成为外交政策圈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崛起中的中国、但仍与美国保持着强大安全联盟的中等大国，澳大利亚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是否算错了算盘？”英国《卫报》写道。
该报采访了四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其中三位对堪培拉的做法持批评态度：
澳大利亚前外长、新南威尔士州前州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鲍勃·卡尔表示，“从任何看似对抗的事情上后退一步，等待一个更适合合作的气氛寻求发展，这是在澳中问题上唯一的建议”；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埃琳娜·柯林森说，“中国是一个不会消失的现实”，澳大利亚应该“努力保持联络渠道的开放，并尽可能集中精力缓和紧张局势……寻求对话和妥协不应被视为软弱”；
曾任驻华记者的《悉尼先驱晨报》资深编辑哈米什·麦克唐纳称，堪培拉“应该听取更好的建议，避免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比如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的言论，以及莫里森的挑衅性行为——后者要求如“武器核查员般的权力”，到武汉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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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一向对中国没有好话的澳大利亚主流媒体，都出现了“求三思”的声音。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华西总经理习克礼在《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文章，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必须调整其措辞和做法，不要浪费在华战略机遇”；《澳大利亚人报》刊文《我们和中国的关系需要帮助，否则就太迟了》，称“在堪培拉的部分官僚和政治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情绪。除此之外，这些危险现在也延伸到了我们那些制造观点的精英们身上”；文章称，假定“中国是敌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是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但它也有拥护者”，“如果今天的恶性循环再持续三到四年，这个国家将会损失惨重”。
该文作者、《澳大利亚人报》前主编保罗·凯利难得地（尽管也是不情愿地）承认，所谓的“中国干预”完全是子虚乌有：“在这个灰色地带，干涉和影响之间可能只有一线之隔……本世纪初，澳大利亚驻美大使迈克尔·索利在美国国会组织了‘澳大利亚之友’（Friends of Australia）组织，向美国政治体系施压，要求其与澳大利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今天，澳大利亚议会却根本不可能容下‘中国之友’。任何这样的影响都会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