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政界的声音也足够重量级。
前外交官、曾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担任幕僚长的艾伦·贝姆表示，“目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绝对已经陷入僵局”，“政府应该认真听取外交人士的意见，切实制定正确的对华外交政策和战略规划”；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称，“现实主义是澳大利亚与中国接触的关键”；陆克文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文，借回顾一战告诫警惕“亚洲的八月炮火”；另一位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则呼吁澳大利亚应“继续努力保持双边关系和谐稳定。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一个务实的对华关系”。
情报机构和将军正主导澳洲外交
这些呼吁的来源不可谓不广、声音不可谓不有力，在其他国家很少能听到如此多珍惜、改善双边关系的呼声，可以说，多年来培育、巩固中澳友谊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遗憾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澳大利亚舆论场并不占主流，它们对澳大利亚决策者的影响力更是非常有限。有识之士的苦口婆心，对堪培拉来说犹如对牛弹琴。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该国的经济支柱——矿业和农业都严重依赖中国，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也是中澳关系发展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他们虽然也是澳大利亚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对该国的对外战略却缺乏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和政治精英，他们几乎一边倒地依赖美国，因此在面临“站队”时，澳大利亚宁可牺牲农矿业的利益，也要追随美国路线，无条件地与中国对抗。
这与其说是澳大利亚精英的主观判断，毋宁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在投资、军事和情报方面一直严重依赖美国，无法承受与美国“脱钩”的代价。莫里森今年7月在宣布扩军计划时就强调了对“与美国日益紧密的联盟关系”的承诺，称这“是我们国防政策的基础”。他宣称：“我们与美国享有的安全保证、情报共享和技术产业合作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将继续如此。”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资料图）
如果是正常国家，决策层势必要平衡经济与安全利益，但澳大利亚做不到这一点。《澳大利亚人报》的保罗·凯利就写道：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确保情报和安全机构不主导双边关系。一位政策资深人士告诉我，‘这些机构现在的影响力超过了冷战时期’。”
专栏作家罗斯·吉廷斯也在《悉尼先驱晨报》上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