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类各个社会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时间并不相同，这为后来各国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埋下了伏笔。影响转型进程的既有地理因素，也有制度和文化因素。这是盖勒理论中更有趣、更引人深思的部分。比如，农作物产量的差异可能是不同地区对未来看法不同的根源所在，例证之一是当代在美国和欧洲的二代移民中，面向未来的倾向（future-oriented mindset）同父母来源国而非自己出生和长大所在国的潜在作物产量有关。显然，这种心态属于对增长有利的文化和制度特征之一。
再比如，殖民只是加剧了各国财富的不平等，而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结果；在人力资本加速形成的任何地方，生育率都在永久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将帮助人类解决气候难题……
最有争议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盖勒有关人口多样性(persity)的论述。从数万年前智人大规模走出非洲开始，根据智人离开非洲的迁徙距离的不同，不同社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多样性，带来了不同社群生产率和财富的差异。
但他指出，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多样性水平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多样性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对人类发展产生着相互冲突的影响。一方面多样性刺激文化交融，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则减少信任，增加摩擦，阻碍社会的凝聚力。以美国为例，部分非洲裔和欧洲裔美国人的后裔合作创造的摇滚属于多样性的积极影响，而一再上演的种族骚乱则是其带来的破坏性的一面。
多样性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繁荣？他通过量化分析得出答案：各国之间没有明确来源的繁荣程度差异 (根据2010—2018 年的人均收入水平) 之中, 有大约四分之一可归结为社会多样性。相比之下, 利用同样的分析方法, 可以把大约五分之二的差异归结为地理气候因素, 大约七分之一归结为疾病环境, 大约五分之一归结为族群文化因素, 大约十分之一归结为政治制度。
假如最缺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玻利维亚能够提升其文化多样性, 那么该国的人均收入有望提升5倍。反之, 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若能采取合适的政策来强化社会凝聚力和宽容度, 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可以翻倍。盖勒认为，目前美国的多样性水平，应该最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
他还认为，工业革命前中国社群多样性的相对不足，可能正是经济主导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和北美的原因所在。而现在，随着中国完成了对现代增长模式的转变，“加上中国经济的规模、地理上的连通性、政治的集中性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中国有望重新回到全球技术和繁荣的前沿。”他在采访中如是表示。
盖勒将多样性的定义追溯至基因遗传，也是他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部分。不少知名学者，包括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 David Reich 和剑桥的哈佛大学古人类学家 Daniel Lieberman，都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将导致“种族歧视”，为减少“所谓的基因多样性”的企图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