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平等的急剧攀升引起了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既是出于道德的考量，也是因为不平等给社会凝聚力和经济的效率带来了负面影响。虽然一定程度上的收入不平等对产生适当的经济激励至关重要，但财富上的不平等与社会贫困阶层的低效教育和投资决策有关，因此它对人才在不同职业间的分配产生了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效率。此外，由于不平等对社会凝聚力有负面作用，它可能引发内乱并损伤生产力。
界面新闻：在解读不平等的原因时，您提到了殖民问题。这也是如今包括很多中国人在内，对全球不平等背后原因的一个普遍的感知。但您没有止于此，而是继续深入历史——殖民已经建立在不平等的发展之上，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比如地理、文化因素。能否稍微解释一下？
奥戴德·盖勒：的确如此。殖民主义极大地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它加速了殖民者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变，同时减缓了被殖民国家的转变进程。然而，殖民本身，就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更深层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导致了远在殖民发生之前就已经出现的技术发展不平衡，允许了一些社会对其他社会进行殖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各个社会的发展受到变革之轮的制约——技术进步和人类人口规模及其对技术环境的适应之间的强化互动。
由于地理条件影响了促进增长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的出现，以及全球人口多样性的分布，这些变化之轮的旋转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大不同。这些因素推动各个社会走上不同的历史轨迹，并影响到它们摆脱停滞时代的时间，这是当今世界各国间很大一部分财富不平等的来源。
界面新闻：您提到的社群内多样性的话题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也是争议比较大的地方。多样性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奥戴德·盖勒：社会多样性（文化、语言或行为）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对人类发展产生着相互冲突的影响。一方面，多样性刺激了文化的交融，提高了创造力，激发了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多样性往往会减少信任，引发冲突，从而阻碍社会的凝聚力。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多样性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多样性最有利于经济繁荣的 "甜蜜点”（sweet spot）水平也在增加。在中世纪，最有利于发展的多样性水平存在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显然，他们的相对同质性促进了社会凝聚力，而不是扼杀了创新，这在前工业时代是很理想的，当时技术进步较慢，多样性的好处也比较有限。但是，随着过去几个世纪技术进步的加快，中国的相对同质性似乎推迟了其向现代经济增长时代的过渡，将经济主导权移交给了欧洲和随后的北美等更多样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