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还有哪些是有利于增长的文化因素？哪些又是不利于增长的文化因素？
奥戴德·盖勒：信任、个人主义和面向未来的心态（future-oriented mindset）等文化特征能够促进增长，而强大的家庭纽带和性别偏见则会阻碍增长。尤其是面向未来的心态，影响着我们如何储蓄、获取教育、推进或采纳新技术，这种心态的高低是决定一国财富的基本因素之一。有趣的是，这些文化特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例如，其祖先起源于农作物种植回报率较高的地理区域的社会，今天往往更注重长期发展。在这些地区，大自然诱导人们从事面向未来的种植和收获活动，因此，个体逐渐适应了面向未来的心态，并在几个世纪中把这种促进增长的重要特征传递给他们的后代。
界面新闻：您认为各国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地理、环境、文化因素，等等，这些似乎都指向了“历史决定论”，但您同时又认为，人类可以塑造历史。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您的乐观又来自何处？
奥戴德·盖勒：是的，历史不是命中注定。通过了解每个社会的历史，我们将能够设计促进增长的政策，来减少过去遗留问题的影响，并减少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这些政策对每个社会来说都应是独一无二的，都要反映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传承。
特别是，各个社会都需要设计自己的教育体系，来对抗阻碍增长的文化特征的盛行。例如，在作物产量不利于从事作物种植，从而不利于发展面向未来的心态的地区，教育课程必须重视那些能够培养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方法。同样，在地理环境形成同质社会的地区，如中国，教育系统将必须转向鼓励对新思想的开放性、怀疑主义和挑战现状的意愿，以促进思想和创新的交叉传播。相反，在异质社会中，教育课程必须强调对不同种族群体的宽容和尊重，以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减轻多样性的代价。
界面新闻：您的书中涉及到了现在非常受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生育率下降。您认为，人类逃出“马尔萨斯陷阱”，造成了生育率的永久性下降。是否可以理解，如今全球生育率滑坡现象，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最新也有研究显示，2000年后，越富的国家，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多，而女性工作比例越高，也更愿意生孩子。如何解读？
奥戴德·盖勒：绝对是这样。西欧国家在19世纪末的生育率下降，以及后来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的生育率下降，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是家庭对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反应，用受教育的子女，来替代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同时也因为，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
最近，一些具有高收入能力的职业妇女越来越愿意生孩子，这种模式与理性选择完全一致。它反映了近年来在儿童保育服务方面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对这些妇女来说，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是她们放弃的（高）收入，而是她们为托儿服务支付的明显较低的工资。因此，从这些妇女的角度来看，鉴于生孩子的成本相对减少，想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是完全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