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在全球变暖议题上，您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请简要讲一下，您得出乐观判断的理由吧。
奥戴德·盖勒：我的观点其实要复杂得多。气候变化无疑似乎是人类自30万年前出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减轻这一危机的后果将需要国际合作、严格的碳排放法规、适当的经济激励，以及提高对潜在的迫在眉睫的灾难的认识。
假如目前人口增长下降的趋势继续下去，向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转型得到强化，严格的碳排放法规得以加强，那么过去30万年来人类所展现出来的智慧表明，科学家有可能开发出革命性的技术，使我们能够在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保护好地球。
特别是，最近一些重要趋势的出现，可能会允许科学家未来有几十年的时间来开发这些革命性技术。首先，因为过去两个世纪碳排放增加的大部分是由人口增长造成的，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必然会缓解目前的碳排放趋势。 其次，对环境危机严重性的认识在迅速提高，社会将为拯救地球而做出进一步的牺牲。此外，它将增加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制定更严格的措施来拯救地球。最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创新能力的迅速提高使人类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开发出所需的革命性技术，正如人类最近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看到的mRNA技术的发展。
界面新闻：您在书中提到，考虑到中国优异的地理环境、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只要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跃迁，中国有望重回繁荣前沿。能否展开谈一谈？哪些因素又可能成为中国重回繁荣前沿的拦路虎？
奥戴德·盖勒：中国的地理连通性导致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在中世纪是有益的，为该地区提供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先机。但在工业革命前夕，它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当时竞争和文化流动性更有助于利用这一技术范式的转变。
当技术进步的潜在速度相对较低时，高度的地理统一性，就像工业革命前的中国，尽管不利于竞争和创新，但却能让中央集权的政权有效地管理庞大的帝国，并通过建立法治、投资于公共品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当技术进步加速，欧洲那样的地理分割状态，尽管不利于社会凝聚力，但却促进了竞争和创新，允许当时的欧洲更早地腾飞。
考虑到中国已经实现了向现代增长社会的转型，加上中国经济的规模、地理上的连通性、政治的集中性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中国有望重新回到全球技术和繁荣的前沿。不过，缺乏足够的多样性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对此，明智的做法是，中国应采用一种可以促进批判性思考的课程体系，来促进多样性和思想的交叉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