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7日晚，拜登在美国会大厦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气球事件发生以来，整个华盛顿都缺乏克制和审慎，这是很危险的。国会两院，没有人站出来提及对华合作，任何此类提议都会被视作政治让步，引发党内和两党间挞伐。党派利益已经被置于第一位。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和历史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所预测的那样，如果真要解决美国政治极化这一老毛病，良方或许就是和中国发生冲突。虽然卡根的这种假设不可取且颇具风险，但它的确反映当前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转变，也暗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路线的偏向。

两年前拜登就职时曾宣称“美国回来了”，希望能够让盟友和竞争对手看到一个更稳定和理性的美国，以及民主价值观和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回归。但是，从拜登两年来的内政外交表现来看，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版本的“美国优先”有过之而无不及，充斥美国特色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在迎合国内民粹主义。虽然他的团队由外交专家组成，并且坚持“内政中产阶级利益”为中心的外交路线，但还是出现了阿富汗撤军乱局和沙特主导欧佩克石油增产这两大失误。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打造的民主峰会，凸显双标且最终也未出台任何有效的政策，沦为一场场政治秀。

美国的中产外交政策路线实际上还是贸易保护主义，是美国联邦政府变相对美国企业提供补贴。拜登印太战略中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实际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延伸，像特朗普那样只要求盟友听从和追随美国，但又很难向盟友做出一些真正使得后者受益的政策优惠。《通胀削减法案》之所以引发法德的不满及韩国的忧虑，主要也是由于美国在该法案中优先补助美国企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