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羊多莉的诞生震撼了世界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多国明确表示已经开展基因武器的前期研究，而且基因武器很难被证实（即使现在也是如此），靶向性强，可能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基因研究方面基础差，在“国际合作”中，可能导致基因库外流严重。
这些现实决定了，如果当时有成熟的基因武器，中国将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和所有生化武器一样，基因武器将对战争潜力和后勤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力度要大得多。因为主力装备普遍能做到三防，前线官兵也可以穿戴防护设备，但是后方的生产和运输部门乃至普通老百姓很难有条件做到高水平防护。
济南军区联勤部卫生部卫生防疫处的朱彪和黄尉初认为基因武器是“富国的省钱武器、穷国的原子弹”。对战争发起方，基因武器重量轻、威力大，“使得军事后勤保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承受战争的一方，“未来战争主动权的竞争将直接转变为基因武器主动权和军事后勤保障的竞争”。
仅仅是一个新冠，就已经影响了中国上亿人的生活生产，并打击了工业生产能力。可想而知，如果是靶向性的基因武器，并用战争手段投放，产生的影响将会多么巨大。
目前制造针对某国人，或者某个人种的基因武器，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体现出一定的靶向性并不难，加上基因武器使用后难寻铁证，就为“阴谋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例如自媒体“新青年1919”认为，上海此轮疫情85%的感染者都在60岁以下，甚至于50岁以下的也达到65%，似乎集中于劳动力群体。至少在中国，新冠绝不是什么老年病，因此中国绝对不能放开防控。
自媒体新青年1919制作的感染者年龄分布图
香港和上海感染者的年龄分布存在一定差异，这类“阴谋论”再次如影随形。笔者反对“阴谋论”者以不多的资料和数据，故意忽略社会其他方面的差异，就得出如此重大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对生化战剂“特定效果”的追求，始终存在。
抗日战争期间，丧心病狂的日本731部队在华进行了细菌战，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效果。731部队试图寻找一种“效果更好”的细菌战剂，它们最后瞄上了美国的黄热病毒毒株。由于美国已经注意到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最终日军的骗和偷均未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