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日军搞到了黄热病毒，并做成生物战剂投放，可想而知，防疫严格且处于北方的日占区和解放区，可能影响还可以控制。而管理混乱、草菅人命的国统区，这种通过蚊虫传播的病毒，不知将会对工业生产和军队造成怎样的破坏。
学术界为何冷谈？
关于防范基因武器的中文研究，在2003年附近达到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后来又逐渐回落，但总体上很不够。正像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和基因武器的现实威胁，催生了防范基因武器的研究一样，这个研究增长同样有着时代背景。
1996年-至今中国核心科技期刊主题为基因战争的论文发表
2002年广东首先发现了非典疫情，到2003年中期疫情才得以控制。总结盘点感染病例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亚裔的感染比例和易感性尤其偏高。例如美国的亚裔比例很低，当时更低，但是感染者一半是亚裔，基因武器的“阴谋论”就是在此时走向大众的。
然而非典控制住了，此后很多年也没有出现只有某个人种明显易感的传染病，同时中国的基因科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国际主流的两个观点被中国科学家广泛接受。一是针对某个种族的基因武器研发困难，尤其是现在人口跨洲际交流愈发频繁的情况下。二是基因武器的危害性目前和天然病毒相比没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很难做到提升传染性的同时提高致命性。
学术界的这些观点，其实是基于两个假设。今天的科学研究，尤其是重大应用研究早已不再是单兵作战，需要科研工作者广泛参与。因此任何一国，均无法仅靠笼络几个骨干科学家就造出武器级的基因武器，尤其是这种武器还有一些关键技术需要解决的情况下。
也正是看到这一点，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表面上都放弃了基因武器研究，生化武器研究的项目也大为减少。
除了普遍参与，科学界还很相信众多科学家的学术伦理，他们不相信参与这些项目的科学家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政客的肮脏阴谋即可大白于天下。
因此2021年由湖南三高校学者发表的关于基因武器的研究中，肯定基因武器存在巨大破坏性，“如美国所研制的一种名为‘热毒素’的超级基因武器，仅需20g就可使全球60亿人死于非命”。同时对于防范措施，却只是科学家们将守住“伦理底线”、“善恶界限”和维护“价值追求”。
笔者尊重科学家们对科学发展现实的把握，也尊重他们对自身伦理坚守的自信，然而不得不指出，很多时候这样的两个假设未必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