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供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总量的下降，所以凯恩斯认为，预防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需求管理”：通过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让市场上的钱（需求）变多，从而让供需重新回到均衡。
在战后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在执行着凯恩斯的理念，中国也不例外。在国家行政学院的官方阐述中有这么一句话，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主要是需求侧管理。”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20年大部分的经济现象。
社会总需求有4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后两项难以调节，需求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前两者：消费和投资。
首先说说投资，我们听过无数次的“四万亿”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先后都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
这意味着，政府和国企主导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主力，基建是最方便的发力方向，“四万亿”成了中国经济绕不过去的话题。
积极财政带来的问题是债务扩张。“四万亿”本身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真正的问题是，“四万亿”中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是通过杠杆实现的。
在“四万亿”政策中，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只有1万亿出头，其余3万亿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没有从财政上直接拿出这笔钱，而是组建了大量融资平台，其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是银行贷款。
图片来源：五道口金融学院
理想状态下，投资可以带来收益，从而偿还贷款，但是很显然，基建投资带来的收益如今是越来越低了，经济增速远远跑输债务增速。地方政府在此后的几年中，始终没能还上这笔贷款，借新债还旧债成为唯一的选择。
“借新债还旧债”比例飙升 图片来源：五道口金融学院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货币政策并没有持续宽松，在2010年出现经济过热后就已经开始收紧。地方政府从正规渠道借新债不再可能，只好转向非银行融资渠道，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的借贷成本是远高于正规银行的，一个小小的独山县债务为何能滚到400亿，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