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新冠疫情中取得了显著的复苏，2021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18.3%。在包括娱乐、酒店和国内旅游行业的许多领域内，消费者行为正在稳步恢复正常。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层担心来自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对中国不利。作为回应，他们将“双循环”战略置于五年计划的核心位置，旨在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这将有利于国内生产，刺激国内消费，同时使自己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国。
这一战略的矛盾之处在于，既要维持较大的出口，又要增加国内消费。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的支出仍然相对较少，因此如果国家希望刺激国内消费，在某个时候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给他们更多的现金。
但到那时，中国可能进入一个出口下降的阶段，直到生产水平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目标并非不可能实现，但将意味着做出一些艰难的经济和政治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全球倡议的复杂性也将在2020年代凸显。国家于2013年通过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BRI），会增加中国承包商和制造商的比重。西方许多人便将“一带一路”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该倡议也令人担心，投资项目是否财务风险过高，而这样的项目是否又过多。
因此，在2020年代，“一带一路”正在重新定位，专注于技术和健康，将中国相比竞争者拥有、或预计拥有优势的领域汇集在一起。这一转变包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大规模投放中国新冠疫苗，以及提供廉价的4G和5G网络。
在转向技术这一方面，还涉及尝试在技术和网络领域制定国际规范，预计将在2020年代加倍投入，以完成这项任务。
西方在这一路径上，再次看到了危险。但对于全球的“南方经济体”而言，它们等不起十年去慢慢得到支持，而是需要立即从当前的新冠疫情中恢复。可是，在西方的政治优先事项里，那些国家往往不太重要。
而且，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结合了民用和军用两个市场的创新能力，很可能在2020年代找到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各新兴经济体将需要适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廉价产品，以及可以用于内外防务的技术。
在科技领域，最近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日益显著的存在感。起初，监管机构的策略让人想起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0年代初期打破强大垄断企业的运动，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钢铁公司。分拆将提供更多竞争，但竞争创造市场的自由主义观念与中国的战略并不相符。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替代选择似乎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