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警告高市早苗的肆无忌惮,日本顶级思想家、学者、评论家、“文武双全”武道大师——内田树,在9月27日的一则帖文中提出了一个刺耳的判断:降低日本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国际存在感,可能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尽管这是他的政治判断,还不能当作中美已经形成的共同政策。但这句话揭开了日本政界最不愿面对的一层窗户纸,一个国家如果不断靠制造紧张证明自己的重要性,最终也可能因为这种重要性,成为别人需要约束的对象。

沿着这个逻辑往下看,降低日本搅动局势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管理。

在过去,日本保守政治有一种顽固的想象,认为中美关系越紧张,日本的位置就越重要。

美国需要日本,日本便可以提高要价,扩大军事活动空间,同时把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塞进安全议题里。按照这套算盘,地区越不安,日本越有理由扩军,政客也越有机会把自己包装成保卫国家的人。

然而,这个算盘漏算了一笔最大的账,日本能够从紧张中获得多少政治收益,与中美愿意为这种紧张承担多少代价,完全是两回事。

对中美而言,竞争的规模和代价,都远远超出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产业布局、金融稳定和安全风险,每一项都关系庞大而具体的利益。

日本政客可以靠几句强硬表态收获掌声,中美却必须考虑,下一步会不会发生误判,会不会把可以控制的摩擦推向无法收拾的冲突。

掌声归谁,账单归谁,这个问题一旦摆清楚,日本某些政客自以为高明的战略,就会显出投机的底色。谁都没有义务替别人的选举口号承担战争风险。

因此,中美存在分歧,并不意味着双方必须接受日本不断放大这些分歧。

两个竞争者同样可能希望控制竞争的边界,保留自己决定进退的权利。任何第三方试图替它们安排对抗的时间和程度,都会触碰这条界限。

这里甚至不需要先有一份关于日本的共同安排,只要中美各自认为,某种日本政策正在增加自身成本,就可能分别采取约束措施。动机可以不同,行动也可以不同,最后都可能压缩日本利用紧张局势获利的空间。

管理未必表现为公开施压,也可能表现为减少配合,拒绝跟进,让日本面对升级的后果。总想借别人的力量扩大影响的政府,最怕的就是借不到力。外部不再接住它抛出的风险,国内就得重新计算这条路线值多少钱。

美国对日本有安全需求,但这份需求总要与成本放在一起计算。盟友提供协助,和盟友制造一场必须由美国收拾的危机,在美国的利益账本上显然分属两栏。

如果日本的强硬姿态让美国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美国就有理由重新划定支持的边界。日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同盟关系理解成无限担保,把美国的存在当成自己不断加码的底气。

可担保越贵,担保人越有动力收紧条件。日本越想借同盟放大自己,越可能遭遇来自同盟内部的限制。

中国也没有必要接受日本为自己编排的对抗剧本。日本某些政治力量希望把双边矛盾扩大成阵营矛盾,让每一次争议都变成大国必须接招的考验。

对这种做法,更有力的回应,是降低其议题对整体关系的牵引力,让日本的挑衅无法轻易获得它期待的战略回报。

把边界说明白,把代价落实到具体行为,同时保留正常交流与合作的空间,日本政客便难以把所有事情都塞进对抗叙事。能够挑起话题,却无法决定局势,正是其影响力受到约束的表现。

所谓降低存在感,最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就在这里。一个国家可以有发言权,却不能自动获得替别人决定风险的权力。

日本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它需要自己承担政策后果,不能先把局势推高,再要求整个地区替它付账。

当军事冒进的收益受到限制,外交表演难以改变大局,借安全议题抬高经济要价的空间也随之收窄,那种依靠地区紧张维持身价的政治生意,就会越来越难做。管理的效果,体现在行为能够得到什么回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某些日本政客来说,被降低权重甚至比受到公开批评更难受。批评还可以拿回国内宣传,包装成自己敢于对抗大国的证明。权重下降却很难包装,因为别人可以继续处理重要事务,日本的激烈表态未必能改变节奏。

它越想证明自己不可绕过,就越需要拿出实际贡献。靠制造麻烦获得关注的办法,一旦失去市场,剩下的便是尴尬。对外展示的强硬越多,对内需要解释的无效就越多,这才会直接冲击那套政治动员方式。

当然,日本拥有庞大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任何严肃判断都必须承认,它仍然能够通过正常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降低其制造危机的权重,也应当让这种正常作用得到更大的空间。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无须为政客争夺舞台中央的位置付出额外代价。

企业需要稳定预期,家庭需要可承担的生活成本,年轻人需要能够规划的未来。这些利益与不断升级的安全焦虑之间,并没有天然的一致性。让冒险政策失去奖励,也是在给日本社会留下重新选择的余地。

内田树这句话真正刺痛人的地方,是它把日本从自我想象的战略中心,放回了需要接受成本检验的位置。中美各有自己的利益,也各有不能被第三方随意牵动的底线。

日本若希望扩大作用,就应当证明自己能够增加稳定,能够提供别人需要的合作。倘若它坚持用制造紧张来索取地位,那么降低它左右局势的能力,就有了充分的现实理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降低就是管理。日本政客最该担心的,是自己的政治路线让这种管理变得越来越必要。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9014595911168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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