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应用的实现，未来将可能形成一个由大型数字平台打造的虚拟空间，将现实世界的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转移到不分国界的数字空间中。大型数字平台与技术精英将成为数字时代全球公共产品的承担者，打造一个完全互联互通的数字虚拟世界。
在部分科技乐观主义者眼中，科技公司所塑造的将是一个虚拟与现实高度融合、没有国别、没有等级、更加自由和平等的数字“绿洲”，也许在遥远的未来，“自17世纪以来主导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范式已被完全不同的东西取代”。
第二类观点，认为数字巨头正在突破非国家行为体正常的权力和权益范畴，成为越发失控甚至足以挑战主权国家权威的“数字利维坦”。
布雷默的文章反映了此类观点对于数字巨头的种种担忧，也并不否认数字巨头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数字巨头的快速崛起，在承载着人们对科技的乐观主义想象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围绕数字巨头的经济社会治理难题。几大数字巨头各自掌控10亿用户规模级的超级网络平台，通过有效汇聚海量用户的私权利和社会的公权力，渗透和主导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公共基础服务。
扎克伯格曾有言：“在很多方面，Facebook更像一个政府，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公司。我们有这个庞大的社区，相比其他科技公司，我们更是在实际制定政策。”个别数字巨头创始人也曾激情洋溢地宣称要用20年打造“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数字巨头正在开始影响并主导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影响和塑造国际秩序。
更有甚者，有人开始忧虑一种更为悲观的未来，那就是数字巨头从政府手中夺取数字空间控制权，很可能获得数字社会的独裁性权力。在过去各国政府忽视的网络空间中，数字巨头正在建立新型主权式权威。
已有不少学者呼吁应警惕“数字利维坦”的产生。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20年11发布的文章中提出，数字平台不仅拥有扭曲市场的经济权力，还将拥有支配信息的传播和政治动员的协调的政治权力，扭曲政治价值观，危害民主制度的运转。
美国社会心理学者肖沙娜·朱伯夫认为，大型数字平台这种通过监视手段获得数据信息作为免费或低成本的“原料”、把每个民众的隐私信息无偿占有、反复利用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 “监视资本主义”。这不仅将剥夺个人权利；还会改变每个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控制并异化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和民主秩序，侵蚀并破坏社会基础和文明进程，从工具主义向极权主义回归，超出市场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和历史范畴，具有以资本反噬国家主权、走向民主解构的危险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