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重建在数字时代私人资本权力过度扩张所打破的平衡。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或许将长期存在，凭借平台的数字经济对所有权的弱化和对使用权的强化，平台中的资源有了非排他性，换言之，数字平台与云端的资源共有创造了“共享型”经济的实现形式，我们很难用工业经济时代的公有制，或是私有制的概念来进行区分和认知，政治经济学中最基础的“所有制”概念也面临新挑战。

生产力不仅在数字经济中推动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服务化、劳动机会大众化，与此同时促进生产关系的组织平台化和资源共享化，进而导致基于物质基础的社会上层建筑同样需要顺应趋势的改变。

不管是嵌入到政府权力体系，或是与主权围绕公共治理达成新的分工合作“契约”，与强大主权共生的数字巨头将成为未来地缘政治演变的重要变量。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向智能化、平台化转型，私人资本主导的数字巨头也需要自觉和非自觉地对大型平台的公共运用、公共管理、公共监督做出有益探索。

我们也许将看到的，并不是公司与国家两个巨人间的战斗，更可能的是一场在数字时代不同文明政治制度竞争的新比赛。如何跳出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进而超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政府-市场二元对立的“零和”分析框架，哪个文明最先发挥制度、文化等多方面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公私权力范式交融的数字新未来，那么也将对未来全球格局的演变带来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