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了的数字巨头虽然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权力，但其所拥有的地缘影响力，可以说是这个“家庭”权力三角综合实力的体现，短时间内数字巨头并不能脱离“父母”所提供的庇护和资源而独自生存，但是在强大主权国家内部，其相对独立的“能动性”作用正在加强。面对2021年初国会山沦陷事件，美国的数字巨头们并没有受托于政府或执法部门，而是直接采取行动，甚至将特朗普在未卸任美国总统之时就全面封杀。
反之，传统国家组织要想规制数字巨头，目前的主要手段是从经济层面运用反垄断罚款、提高监管要求等措施，但是罚款对于数字巨头而言警示意义更重于实际意义，采取过于严苛的监管也会损伤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如何规制和驯服仍然在扩张的私人资本权力，主权国家暴露出严重的体系滞后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最后，随着数字时代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公共与私人部门间权力边界的动态调整为数字巨头提供权力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扎克伯格（资料图）
在万物信息互联互通的时代，各国社会内部随着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分界愈发模糊，不得不迫使公共与私人空间重新划界。作为私人资本权力扩张的载体，之所以能够打破非国家行为体的传统权力边界，在于数字巨头利用人类社会深度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权力“空档期”，率先实现生产方式和组织体系转型，掌握了部分社会生产分工中的核心环节。
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具有替代性甚至更具先进性的新秩序，那么不论主权国家如何限制数字巨头，也无法阻挡数字巨头继续讲述新的“科技乌托邦”故事、联合金融资本集团来为自己塑造新发展空间。国家也在学习如何在新领域重树权威，甚至开始模仿数字巨头的平台思维进行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转型，推动政府的数据化、平台化和智能化建设，同样难以避免的，在这场治理模式转型中，数字巨头在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在布雷默所推演出的地缘政治演变的三种可能性中，不管是国家至高无上继续支配数字巨头，还是数字巨头从国家手中夺取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亦或是“国家逐渐消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地位提升”，都指向了两种发展路径——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由国家或者公司来决定。
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扩大政治影响力并非数字巨头的主要目标，但是当数字巨头作为私人资本主导的公司组织规模扩大到令大部分主权国家相形见绌的地步，以单一商业逻辑来设计未来发展战略之时，由私营部门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已面临巨大的治理挑战。